摘  要：在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共产党人及革命志士，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进行了八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创造和培育了伟大红岩精神。他们诠释了红岩革命大家庭对国家和人民的深情大爱，体现出家国一体、忠诚爱国，抗日御侮、图存救国，顾全大局、相忍为国，肝胆相照、民主建国的担当与情怀。我们应当备加珍视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并在强国路上继续发扬光大。

1939年1月16日，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决定，为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加强党对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任书记。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作为中央派驻重庆的秘密机构，南方局领导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四川、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党组织，在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坚持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人民民主运动而培育形成了伟大红岩精神，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本文从家国情怀视角切入，从“家”的层面剖析“红岩革命大家庭”的构成及特质；再由“家”而“国”，阐释红岩精神所蕴含的家国情怀；对其中的历史逻辑关系作尝试性梳理。

一

红岩革命大家庭的构成

红岩精神的创造主体是由战斗在“红色三岩”的红岩革命大家庭组成。红岩嘴、曾家岩、虎头岩，是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八路军重庆办事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总馆所在地，逐渐形成了以红岩为中心，曾家岩和虎头岩为重要支点，合称“红色三岩”的“红岩革命大家庭”。周恩来强调：“整个红岩嘴，曾家岩以及化龙桥（虎头岩）……的同志都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手携手地肩并肩地一道奋斗，一道工作。”①这是我们认识红岩革命大家庭，认识红岩精神的重要依据。

红岩革命大家庭的构成主要有：一是原中共中央长江局来渝人员，此为南方局建立的基础；二是延安选派人员，包括延安抗大等培养的专业人才等；三是撤至重庆的各地八路军办事处和地下党同志等，其中许多人是有长征经历的红军指战员。红岩革命大家庭中有许多个体小家庭，譬如周恩来与邓颖超伉俪及周恩来父亲、邓颖超母亲，董必武与何莲芝、钱之光与刘昂、乔冠华与龚澎、宋平与陈舜瑶、童小鹏与紫非伉俪，以及出生、成长在红岩的革命后代，家人殷殷，其乐融融。他们先大家后小家、为大家舍小家，体现了向上的家庭追求和高尚的家国情怀。亲情、友情、夫妻情、同志情在革命岁月中交织，增强了红岩作为“家”的氛围。

在国统区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中，周恩来和南方局其他领导同志以身作则，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为红岩大家庭树立榜样，使“全体在渝同志拧成了一个团结战斗的整体”②，凝聚成共通的精神气质——“红岩家风”。具体而言，其一，坚定理想信念，始终为“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国家”[1]（P663）而奋斗；其二，组织纪律性强，执行周恩来提出的“三勤”“三化”工作方法，将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相结合，保证党组织的有生力量；其三，具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面对困难无所畏惧；其四，学习氛围浓厚，南方局领导及专家讲授马列主义、中共党史、时事政治等，并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其五，同志之间情同手足、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平等相待。共同的革命目标和革命理想使红岩的同志们打破阶级、文化和地域的区隔，融入“红岩革命大家庭”这一崭新的共同体中。

二

家国情怀的具体表现

红岩革命大家庭中的共产党人为国事殷忧，把小我融入国家的大我、人民的大我之中，爱国奉献，义无反顾，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1. 家国一体、忠诚爱国的理念。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周恩来等南方局革命先辈对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秉持对人民负责、对民族负责、对国家负责的爱国主义理念。

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2]（P204）。全会强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先进的儿女”，“把我们的热血和能力全部贡献给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事业”[3]（P781）。这为南方局开展工作指明了方向。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深刻剖析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至上”和“国家至上”的理解：“‘民族至上’的口号就等于民族利益高于一切，他是被用来动员全中国被压迫民族向着主要的民族敌人——日寇，作生死存亡的决斗的”；“为民族利益而奋斗而牺牲，是中华儿女今天最光荣最主要的任务”；“在今天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殖民地半殖民地以及弱小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一定要在民族的人民的统一战线及其所建立的联合政权领导之下，才能得到彻底胜利”；“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便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保护祖国’的口号，拥护‘国家至上’的口号。”[4]（P104-110）南方局主要领导人董必武向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革命的进步青年阐明了共产党人的特质：“为了抗战的胜利，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再大的困难，共产党人也不怕，共产党就是为了克服困难而生存、战斗的。”[5]（P62）这正是共产党人之于进步青年的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把一切为了人民的幸福作为自己全部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南方局战斗在国民党统治中心，即使斗争环境复杂恶劣，也毫不松懈地为人民谋利益。他们深知，“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6]（P1096）。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的胜利，其实质是人民的胜利。

2. 抗日御侮、图存救国的责任。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方针政策在国统区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救国的政策，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民众抗日救亡运动，组织武装抗日斗争，鲜明表达收复失地主张，对于抗战的发展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周恩来等南方局革命先辈创造性贯彻党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南方局重视同国民党内民主人士、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联系，广泛团结文化科技界人士、民族工商界人士，积极争取受国民党统治集团排挤的地方实力派，联系华侨、宗教界人士，广交外国朋友，团结他们参加抗日斗争。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行动得到了各界人士积极响应，譬如，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向全世界和海外华侨广泛宣传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战的主张，其支援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武装斗争的物资等则由南方局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负责转运。南方局在国统区的复杂斗争环境中，坚守中国共产党向民众进行抗战宣传的文化主阵地——《新华日报》和《群众》，积极推动国统区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在新闻出版、文学艺术、话剧电影、社会科学等方面宣传抗战，尤其是以“抗日救国”为方针发动的雾季公演，掀起了抗战文化运动高潮。南方局重视抗日武装斗争工作，支援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协助中央军委领导了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指导建立和发展了华南各抗日纵队，建立东江、琼崖等抗日根据地。南方局鲜明表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抗战到底、收复一切失地的主张。周恩来为《新华日报》撰写有关“九·一八”和东北抗战的社论，阐述中国共产党自力更生、抗战到底的既定方针和收复东北的坚定信念，对东北抗联后期斗争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周恩来对台籍中共党员谢南光、李纯青及台籍爱国将领李友邦作过重要指示，支持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南方局领导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台湾，回到祖国来》，鲜明表达了收复台湾的坚定政治立场。[7]

3. 顾全大局、相忍为国的策略。南方局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斗争方针，灵活运用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有力的斗争，与国民党当局谈判，共商抗日救国大计，维系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局面。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实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对于处理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中央认为，抗战时期中国的基本矛盾是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国内的阶级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坚持国共合作抗战，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所谓联合，就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使国民党留在抗日阵线内；所谓斗争，就是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活动，使其继续留在抗日阵线内。南方局承担了国共军事合作重要联系渠道的作用，并尽力维护了这种合作关系，譬如南方局从团结大局、推动进步、有利抗战出发，参与举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周恩来、叶剑英等为训练班学员作报告，宣传中国共产党持久抗战的战略思想，宣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③，这对国民党官兵坚定抗战信念产生了积极影响。在国民党不断制造摩擦和反共冲突的艰难危险情况下，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根据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以中共代表身份同国民党代表谈判，表明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共同抗战的诚意，为改善国共两党关系做了许多努力；同时配合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武装自卫斗争，针对国民党的反共分裂活动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退和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站在中华民族的立场上，强调“团结则存，分裂则亡；合作则胜，独霸则败”是中国抗战的铁则[8]，在又统一又矛盾的斗争中，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系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局面，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了重大作用。

4. 肝胆相照、民主建国的追求。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不同阶段先后以抗战与民主、和平与民主为基本任务，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形成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共同为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而努力。

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与民主密切相联，即政治民主化促进全民族团结抗战。在抗战与民主方面，中共与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其相处模式为“既给他们讲我党的主张，又不强加于他们；既要他们做工作，又不勉强，使他们为难。我们对他们总是很谅解，很关心，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④。在南方局的鼓励、支持、帮助下，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九三学社等民主党派在重庆成立。中国共产党于1944年9月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映了各民主党派和各界进步人士的要求。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推动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朝着建立联合政府的政治目标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党的政治主张在全国的宣传和影响。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与民主人士共聚于被誉为“民主之家”的鲜英公馆特园，郭沫若赋诗赞誉“以国为家家为国，家集人民之战友”，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初步形成了风雨同舟、肝胆相照的亲密关系，共同为民主革命贡献力量。

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的经验时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9]（P1098）。因此，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以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作为奋斗目标。为争取和平民主建国，毛泽东亲赴重庆同国民党当局进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谈判，期间广泛接触各民主党派和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进一步扩大了党的统一战线。重庆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后，南方局又根据中共中央方针发动和领导了国民党统治区的和平民主运动，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合作，进一步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形成第二条战线奠定了基础，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最终建立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三

历史逻辑：互动与变动

在红岩精神之家国情怀实现过程中，其内在逻辑呈现出互动关系和变动状态，这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的历史脉络，是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前进道路上的必然逻辑。

1. 互动：原动力与推动力。驻守延安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局工作的坚强领导，是促使南方局在国统区顽强奋斗的原动力；而结庐红岩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在国统区的革命实践，则是红岩精神之家国情怀实现的具体推动力。这组原动力与推动力呈现领导与执行、依靠与配合的互动关系。中共七大前夕，周恩来强调，“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指导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做好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⑤。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爱国为民”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进步力量的重要路径。南方局坚定不移坚持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执行中共中央的基本路线，依靠党中央、抗日民主根据地和人民群众的力量，才得以在国统区的艰苦卓绝斗争中处于有利地位。南方局配合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主张。

2. 变动：主体力量不断增强。周恩来等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斗争力量不断增强，较大地提升了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周恩来既代表中央，也是南方局的负责人。”⑥他是红岩精神的灵魂，其领导艺术和才能，严谨果断的工作作风，其工作激情和顽强毅力，使南方局共产党员始终保持顽强的战斗力。正是在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主要负责人的坚强领导下，南方局在国民党制造的摩擦和反共冲突中，为民族大义坚持团结抗战，其统一战线工作非但没有出现低潮，反而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同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使得“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即“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10]（P778）。抗战后期，为顺应全国人民关于民主政治的呼声，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南方局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推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人民民主运动并掀起高潮，从而形成国共“两种力量极大变化”[11]（P603）。恩格斯在谈及“历史合力”时指出：“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了一个合力，即历史的结果。”[12]（P69）历史的规律也是如此，最终，中国共产党代表民心所向，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

3. 坚定不移的初心使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路上，其“爱国为民”的初心是贯穿始终的，这是源自中华儿女对国家、民族、文化深深认同的情感基础与精神追求。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以“在家尽孝，为国尽忠”为毕生理想追求，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近代以来，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实现自身解放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而这也是红岩精神之家国情怀未曾改变的初心。在南方局长达八年的革命实践中，虽然革命发展的阶段性任务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改变，但是“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所有这些，都是异常清楚、异常确定和毫不含糊的。”[13]（P1059）

习近平强调：“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不是抽象的，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国家好，民族好，家庭才能好。”[14]（P354）红岩精神之家国情怀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的有机统一，是个人与国家的有机统一，是家庭前途命运与民族前途命运的有机统一，是党性与人民性的有机统一，是革命情怀与使命担当的有机统一。新时代，我们要厚植红岩精神之家国情怀，从中汲取革命的智慧、信仰的力量、精神的动力，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忠诚热爱、对国家富强的孜孜以求、对民族复兴高度负责的使命与担当，养成文明家庭家教家风，激发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并在强国路上继续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