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亨深知，党要求他打入国民党中统机关的目的，是要他在中统内部获取各种有利于我党的情报，尤其是要掌握中统破坏我党组织的各种情报，以使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不受损失减少受损失，保证我党在国统区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和党组织的不断发展壮大。打入中统后的李长亨，就恰似中国共产党嵌入国民党特务机关内部的一只火眼金睛。

    对于在情报战线上保卫党组织的工作，其实李长亨从1940年6月进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研班的时候就开始了。当时，李长亨经常把他在中央军校、潘文华部队和中统三期训练班以及其它场合获悉的各种情报向刘文哲、周俊烈和陈于彤汇报，他还把在政研班和特训班弄到的各种教材诸如《防止异党活动办法》、《剿匪手本》等及时秘密地送交刘文哲、陈于彤。这些情报送到重庆红岩后，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延安党中央制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和策略提供了大量的证据。

    抗战时期，国民党处心积虑地破坏中国共产党在其统治区的组织，因此，李长亨对保卫党组织，具有强烈的责任心。1941年初，李长亨在成都潘文华部队56军164师984团政训室任中尉干事。 有一天，他正陪着军统成都稽查处行动组长叶国良在半边街一家妓院里玩，突然闯进一个人来，叶国良对来人骂道：“李三娃，你也跟老子来这里耍，要是你监视的赵大炮脱梢了，以后抓不到人，有你的盐水饭吃”。来人立即转身走了，原来进来的人是军统的外勤稽查员，叶国良说的赵大炮是四川大学的学生赵德超，是中共地下党员。李长亨当时未吭声，第二天他就把此情况告诉了成都师范的中共秘密党员卢良俊，卢让赵的弟弟赵德华通知哥哥赵德超，立即转移到贵州赤水乡下去教书。摆脱了军统特务的跟梢，使四川大学的地下党组织免遭了损失。

    打入中统成都实验区、四川省调查统计室和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以后，李长亨更是时时处处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搜集各种情报向党汇报，在刚任成都区助理和“省特会”一组主任干事之初，成都区区长吴汝成和“省特会”主任秘书何芝园都分别要李长亨这个“笔杆子”草拟成都区的工作计划和“省特会”的工作总结。李长亨借此机会调阅了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大量档案文件资料，了解了很多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机密情报，他都一一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其中有些文件，如中统四川调查统计室1943年工作计划表等绝密文件，李长亨还想法弄到了原件交给陈于彤。中、军统内部所掌握的对大后方中共各级地下组织的情况、破坏程度以及对中共地下人员的认识鉴别方法、突击自首策略以及中、军统、“省特会”内部组织机构、人员分布、党网关系等等情报，李长亨都随时向陈于彤秘密汇报。然后由陈于彤报告给重庆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

    后来，李长亨逐渐得知，在川调室的各科中，第三科（即党派科）最重要，因为它掌管着中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原来，中统把被它秘密逮捕或“短促突击”后叛变自首的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又悄悄地放出来让其回到原来的单位或地方去，使其定期向中统特务机关汇报情况。而这类人员的名单、地址或单位、联络通讯方式等等的有关材料，就是所谓的“特情”。这个“特情”材料中，还包括其他一些民主党派、进步团体中凡是可以向中统提供有价值情报的“内奸”人员名单。三科科长叶申之，原是共青团绵阳地区书记，叛变后投向了国民党，此人年轻，头脑灵活、点子多，深受川室主任孙云峰的重视。这批“特情”人员名单及其有关材料，就是他当三科科长后亲自建立起来的。叶申之把这份绝密材料锁在他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保险柜的钥匙则随时都拴在他的皮带上。除了孙云峰，这份“特情”是绝不示人的。

    1946年3月，从川调室抄送省特会的一些内密材料中，李长亨发现中统对尚未正式公开成立的中共四川省委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谁任省委书记、副书记、组织部长等等，都一清二楚。李长亨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于彤，陈要他一定想办法查出这个埋藏在南方局组织里的内奸。李长亨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由川调室三科叶申之建立并掌握的那份“特情”档案。

    在得知三科的工作内容之初，为了从叶申之处获取一些重要情报，李长亨就采取了主动与叶申之接近的办法。他利用中统内部的行帮关系。和叶申之共同策划发起在中统各期训练班的年轻学员中成立了一个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砥砺学行、热爱工作”为宗旨的“青年互砺社”，并争取得到了川室主任孙云峰的支持。互砺社的成员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叶申之吃喝嫖赌样样都喜欢。他们都知道李长亨在中央军校和新闻机关有兼职，收入多一些，就经常让李长亨付费。为了拉拢这些特务，与他们建立“感情”和“友谊”，李长亨常把家里的东西送进当铺，拿钱供他们吃喝玩乐。甚至叶申之开房间嫖妓，也经常是李长亨为之付钱。慢慢地叶申之认为李长亨重友情，够朋友，和李长亨形同“哥们”，无话不说。李长亨从叶申之那里知道了中统内部不少情况。

    一次茶余饭后，叶申之对李长亨说了心里话：“李兄，干咱们这一行上下里外不讨好，我又是从那边（指共青团）过来的，今后十分危险。而且现在也没有多少油水可捞。我想到政府田粮部门去谋个差事还实惠一些。李哥子熟人多，能不能帮兄弟这个忙。”

    李长亨心里一怔，心想你党派科科长当得好好的，又深得上司重视还不满足，想走。好，那我就尽量成全你吧，把你这样精明的特务调离中统机关，党也少一分危险。于是，他装着思忖的样子说：“熟人倒是不少，田粮部门的关系也有一些，不过这事得慢慢来。”他想把叶申之稳住，好从他那里获得更多的情报。

    1946年4月初的一天，李长亨以到田粮部门有了眉目为由，请叶申之在吴抄手餐馆喝酒。叶申之心情愉快，想到就快要离开这危险的行当而去田粮部门大把捞钱了，不由得和李长亨你来我往，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开怀畅饮起来。不多一会，几斤白酒下肚，叶申之已是酩酊大醉，满口胡言了：“李兄，这次全靠你了，苟富贵，勿相亡……”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做了一个顺水人情而已。叶兄，你有点醉了。我扶你回去休息吧。”平日里早就专门练就有一、两斤酒量的李长亨此时虽然也脸红筋涨，面如关公，有几分醉意。但他头脑却十分清醒。

    迈着踉踉跄跄的步伐，他俩也不知是谁扶着谁，回到了纯化街中统机关叶申之的办公室。

一进办公室，叶申之就从皮带上取下钥匙打开保险柜，拿出他视为绝密的“特情”档案，递到李长亨面前，不无炫耀地说：“不是吹牛的话，只有我才建立有这批特情材料。我到田粮部门后，要移交的最重要的材料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这次我能去田粮部门，我一定向孙云峰推荐由你兼任三科科长。”说着说着就醉倒在沙发上呼呼大睡。

    机会终于来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李长亨以极其敏捷的动作打开“特情”档案，迅速地翻阅。果然发现有陈景文、冯一飞等三个叛徒和打入中国民主同盟的特情人员名单及他们所填写的特情登记表。在记住这几个人的姓名之后，李长亨急忙把叶申之连推带攘地叫醒说：“这东西我不看，你不是要移交吗？快放好，锁上。等我接收以后再看。”

    短短几分钟，李长亨就获悉了川调室的核心机密，为党清除了内奸，为进步的民主势力清除了隐患。

    多么惊心动魄的几分钟呵，要是此刻叶申之醒来或是门外有人进来，那么李长亨肯定必死无疑。

这份重要情报是李长亨几年来出生入死，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李长亨马上把陈景文等人的情况向陈于彤作了汇报。南方局组织立即采取了紧急措施，主动断绝了与陈景文等三人的联络，通知与他们三人所认识熟悉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撤离成都。

    能够用自己的工作，为党组织消除隐患，李长亨感到莫大的欣慰，他更加明白了自己的“价值”。

    国民党四川省特种工作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分为甲、乙、丙三种：甲种是党、政、军头目的汇报；乙种是特务头子的汇报；丙种是特务机关搞党派工作的科组长汇报。这丙种会议就由“省特会”一组负责召集。而一组组长（即中统川调室主任）孙云峰却从不去“省特会”办公，副组长杨浩也不常在。实际上一组工作就由李长亨这个主任干事主持，每次丙种会议都由他负责召集。于是，他便将每次汇报会搜集的各种情报都抄录一份给陈于彤。“省特会”秘书室搞的《快报》以及国民党中央汇报会发的《情况通报》等文件中有关重要情况，李长亨都要设法摘录一些交给陈于彤。由于李长亨抄录的材料多，字写得很小，他怕陈于彤看不清楚，还特地买了一个放大镜送给他。精明的李长亨在如何将这些情报巧妙地送到陈于彤手中的方式上，也想了很多办法：有时他将情报放在挖空的烟卷里；有时放在煮熟了的鸡蛋里或点心里……。

    到“省特会”一组上任后，李长亨发现该组的各种档案十分混乱，为了从这些档案中发现有利于我党的情报,李长亨提出需要进行清理，孙云峰就责成由他负责办理，这正合李长亨的心意。于是，他安排了好几个内勤人员按照他的要求将这些档案进行分门别类的整理，并作成线索目录表送他审查。通过翻阅大量档案和审核内勤人员送上来的线索目录表后，李长亨了解到抗战以来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已逮捕和掌握的人员有上千人之多，被捕人员在狱中的表现，哪些坚决？哪些动摇？哪些叛变自首？哪些中共人员尚处于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中。所有这些情况，他都一一抄录下来，分期分批地交给了陈于彤。

   “省特会”一组设有一个“管训委员会”，就是对“省特会”批准逮捕的人员被保释出狱后进行一定时间的“管训”。李长亨充分利用这个机会暗中保护被“管训”的中共党员，并对叛变者进行控制。如民族资本家康心之的女儿康艾梅抗战初期到过延安，在抗大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回到重庆，在周恩来的关怀下，到成都光华大学读书，兼做党的统战工作，因活动不慎被捕，关在狱中始终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康心之通过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委黄季陆的关系将女儿保释出狱，就由“省特会”一组实行“管训”。李长亨从陈于彤处获悉此情况后，就亲自“管训”康艾梅。实际上他一次也未去“管训”过，最后让她离开成都回到重庆，回到了红岩南方局。相反，对一些自首叛变分子，李长亨则严加“管训”，尽量防止他们对党造成危害。

    “省特会”一组主管情报工作，全省上下各特务机关的情报，基本上都要经过该组呈上转下或相互交换。这对李长亨随时了解各种情报十分有利。一次，在国民党中央汇报会下发的《情况通报》中，他发现上海静安区的中共党组织已被中统上海机关全部掌握了，处境十分危险，他便立即将此情况汇报给了陈于彤。隔了一段时间后，他又在《情况通报》中看到：“上海静安区奸伪负责人×××……，由于我监视过严，俱已逃匿。”此时，李长亨心里充满了惬意，心情十分舒畅。他心里明白，可能就是因为他的情报，挽救了这个区的党组织，他更感到他的工作的重要性，用个人的危险，换得的是整个组织的安全。

    李长亨在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同学陈天赋，当时在成都华西大学读研究生，陈天赋与陈于彤抗战前在上海就认识，李长亨从军统抄送“省特会”的材料中发现陈天赋已被注意，他立即通知陈于彤让陈天赋马上转移，离开了成都。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之间，李长亨回到成都已经6年了，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打入国民党中统四川省特务机关也近三年了。年轻英俊、风流倜傥，接近而立之年的李长亨自然而然地到了谈婚论娶的年龄。与他熟悉的人，都十分关心这件事。中共川康特委书记陈国瑞①想给他介绍一位作地下工作的女同志，但李长亨认为不合适，觉得自己这个“窝”太小，工作太危险，随时都有被国民党发觉而被捕杀头的可能，而且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容易暴露目标，一旦出事，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重大损失。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国瑞，陈国瑞觉得李长亨的想法有道理，也就作罢。不过他再三向李长亨转达南方局负责同志的指示：为长期埋伏计，要准备组织家庭，作一个像模像样的职业特务，不给国民党暴露一点破绽。中统川调室和“省特会”的同事以及李长亨在社会上的熟人朋友，都想给这位年轻有为的国民党政工人员介绍对象。而李长亨则装着不在乎的样子，常以“倭寇未灭，何以家为？”作托词，婉言谢绝了许多熟人朋友的美意。

    其实，在李长亨心中倒是有一位各方面都十分合适的对象。她就是李长亨川大同学赵自诚的妹妹，年方20岁的小学教师赵蜀芳①。

    原来，李长亨1940年秋到四川大学政治系借读时，与同班同学赵自诚关系十分要好。此时，他在翟自湘公馆已借住了半年多，安岳龙泉小学校长谢明昭的官司他也帮忙办得差不多了，翟公馆不便久留。不久，他就搬到赵自诚家中暂住。赵自诚的父亲赵选时任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但其为人正派，有正义感，绝不同于一般国民党党棍。后来，李长亨和赵选又同住在西玉龙街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机关里。在同赵家的接触中，赵选看上了李长亨这个年轻人，认为他好学上进，聪明能干，有意招他为婿。通过观察，李长亨对端庄贤淑、心地善良、知书识理，没有复杂社会关系的赵蜀芳亦十分倾心。他认为单纯质朴的赵蜀芳政治上如同一张白纸一样，婚后容易帮助教育，有助于自己的隐蔽工作。而且赵蜀芳父亲赵选的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的职务，也有利于为自己今后的工作作一些掩护，赵蜀芳的家庭情况与自己的国民党政工人员身份亦十分吻合协调，有利于自己今后长期的深入埋伏和工作上的深入发展。在陈国瑞向他提及南方局组织上要他考虑组织家庭，作长期深入国民党内部工作的打算时，李长亨把他的上述想法告诉了陈国瑞，请陈转告南方局审查赵蜀芳及赵家的有关情况。不久，陈国瑞约见李长亨，告之南方局已通过审查，同意他和赵蜀芳组成家庭。

    1946年1月25日，李长亨与赵蜀芳举行了“隆重”的婚礼，为壮声色，李长亨请了许多“同事”和朋友，还专门请了他在成都国民党中央军校的上级、军校政治部主任邓文仪作证婚人。婚礼、婚宴十分排场和闹热。邓文仪亲自为李长亨和赵蜀芳作证婚人，并一起合影留念，使许多参加婚礼的宾客对李长亨更加刮目相看。李长亨的国民党政工人员身份也更加社会化了。

    婚后的赵蜀芳，辞去了小学教师的工作，专心做起了家庭的贤内助。李长亨也常带她出入一些社交场合。有时也让她做一点送送情报、望望风、陪他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之类的工作。不过，李长亨丝毫没有向赵蜀芳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哪怕是在新婚之夜的卿卿我我之中。在赵蜀芳的心目中，李长亨则是一个为人正派、工作勤奋、没有恶习、关爱妻子、温文尔雅的国民党政工人员。她从不过问丈夫的任何事情，对李长亨的话总是言听计从，夫唱妇随。

    从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李长亨虽然是一人深入国民党特务机关，但他不再是孤军作战了。他不但为自己物色了一位温顺善良、年轻美貌的人生伴侣，营造了一个十分社会化的国民党政工人员家庭，而且还为自己的隐蔽战线工作找到了一位可以信赖和依靠，但对方却不知情的助手。

直到1949年5月，李长亨被三野前委送到北京时，赵蜀芳才明白了自己丈夫的真实身份。

    1946年5月，国民党政府还都南京。周恩来、董必武率重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代表团亦随即赴宁，陈于彤也因工作需要要离开成都。5月末的一天，陈于彤约李长亨见面，向他讲述了南方局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他工作的指示：“组织上要你坚守阵地，以静制动，以不变应万变。下一步我也要走了，就由川康特委陈国瑞同志与你联系。红岩主要负责同志离渝前对你的鉴定意见是能力强、品质好、工作有成绩。你以前写的材料，都是用黎强，“力强”的谐音这个名字报给红岩和延安的，你在党内的这个名字早就是定了的。重庆红岩只有周副主席，董老等少数几位负责同志知道，延安党中央也知道。周副主席曾经看过你送的情报，他说你的工作不错，很有成绩。以后如果川康党组织出了什么问题，你在成都与他们失去了联系，你可以转移到任何地区，三、五年内可以独立进行工作，可在任何地区或部门直接与党中央联系，就问党中央：我党有无黎强同志？这就是你同党中央的联络暗语。党中央一定会回答你的。”

    就这样，李长亨的联络关系转交给了中共川康地方党组织，他马上设法和陈国瑞取得了联系。

    1946年8月的一天，“省特会” 一组外勤特务刘道生（叛徒，曾任中共成都工委书记）对李长亨说：“李先生，我在祠堂街遇见一个人，额头凸凸的，头发蓬松，穿套旧西装，像是乐至一带的人。这个人像是个老共产党员，三九年吴玉章、陈绍禹来成都时，我就看见过他在吴、陈住的地方周围转，好像是做保卫工作的，这个人叫周什么烈或周什么俊。”

    李长亨一听，心想糟了，从刘道生描述的情况看，此人肯定就是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周俊烈。刘道生说完，他未露声色，只是“嗯”了一声说：“继续了解”。他很快将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要求组织上通知周俊烈立即转移。几天后，陈国瑞在一次接头时却对李长亨说：“我们没有周俊烈这个人，无法通知。”

    李长亨急了：“周俊烈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没有周俊烈，哪还有我这个党员。”

    说完后他一想，也难怪陈国瑞。周俊烈是由中央社会部直接派往成都地区的，与南方局有联系，与地方党组织不发生任何关系，所以川康特委并不知道周俊烈这个人。

    情况紧急，怎么办呢？

    李长亨决定直接去找周俊烈，要他赶快转移。可是周俊烈却说：“马上就走，一些关系还未交代，有些事也没办完，一时还走不了。”

    李长亨心想他搞秘密工作有经验，也可能还可以拖一段时间。另外“省特会”抓人也还要经过开会审核。他要参加审核会议，到时会知道的。于是他叮嘱周俊烈这段时间一定要千万小心。

    一个多月过去了，刘道生没有向李长亨继续报告周俊烈的情况。

    一天下午，李长亨安排刘道生等外勤特务去华西坝执行“省特会”的逮捕决定，抓他早已通知转移了的中共川康特委宣传部长贾唯英。李长亨在办公室等到晚上七点多钟，还不见他们回来，以为这几个特务坐车兜风去了，于是就回家歇息去了。

    孰知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刘道生就跑到李长亨办公室报告道：“李先生，昨天下午的任务没有完成，对象早已不在了。不过回来走到皮房街时，顺手牵羊抓了上次我给你报告过的那个姓周的。三组杜石公法官连夜审讯了，这个人叫周俊烈，是个失业徒，早年与共党有过关系，现在啥也问不出来。”

    李长亨心里一怔，心想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被抓了，万一他顶不住招了，自己该怎么办？心里翻江倒海，大脑高速运转，但李长亨的面部表情却没有丝毫变化，十分轻松自然。他装着漫不经心但又微带愠色地说：“华西坝没有抓到人就该早点回来嘛，害得我在办公室等到七点多钟。不过也好，还是有收获，那也好嘛！”

    刘道生退出了办公室。李长亨离开座位来到窗前，望着下面关押着周俊烈的房舍，思想上紧张地思考着：趁现在周俊烈还没有供出自己马上离开吧？这个阵地我好不容易才占领到，而且南方局也指示过，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要离开。要尽最大的努力守住这个来之不易、最能发扬火力的阵地。不走吧，又有很大的危险性。最后，李长亨决定暂不离开。看看情况后请示党组织决定。只要周俊烈不变节就没有危险。但李长亨在心里作了应变的准备。

    一会儿，杜石公又来到李长亨办公室。“李兄，你昨天派出去行动的人他们没有完成任务，该抓的没抓到，不该抓的却抓了一个回来，什么也问不出来，这是个无头公案，你看怎么办好？”

    李长亨装着了解情况的样子问杜石公审讯周俊烈的情况。

    杜石公把周俊烈的供词告诉了李长亨。“周说他早年与共产党有过一点关系，以后多年没有来往了，现在是个失业徒，找到共产党当官的又不理他，现在成都无事可做，连吃饭都没有着落。这下你们把我抓起来，可有吃饭的地方了。你们如能给我介绍一个小学教师的职业，我还是可以胜任的，也就不会到处乱跑了。”杜石公双手一摊“不管你怎么问，他翻来覆去就是这些，你看怎么办嘛？”他望着李长亨说道。

    杜石公的话，让李长亨暗自欣慰。不过他仍然放心不下，会不会是故意来套我的，他不能不防这一着。于是他转守为攻，故意反问杜石公：“你看怎么办呢？”

    “不好办呢！上面规定不打死老虎，不搞无头公案。你是不是在会上再强调一下上面的这两点精神，不然，我们搞审讯的实在难办。”杜石公这样回答。于是，李长亨说：“那好，我在会上再重申一下，免得以后你们为难。”

    李长亨走出办公室对组内的内外勤人员说：“我今天牙疼，要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坐，今天就不汇报了，办好的文件就放在那里等我明天来了再审阅。”

    李长亨真的到少城公园鹤鸣茶馆去坐了半天。他的目的是想借此看看有没有人跟踪他，结果没有。下午回到家里，恰有“省特会”的公务员在给他家劈柴。他让这位公务员回去后告诉一组的下属，明天他也不去办公了，他要到华西坝医院看牙齿。

    第二天，李长亨真的又到华西坝医院去看了牙，仍没有发现有盯梢的。于是，他赶快去找到陈国瑞，把情况告诉了他。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陈国瑞问道。

    “只要周俊烈没有供出我，我打算坚守这个阵地，不到非撤离不可的时候，绝不轻易离开‘省特会’。”李长亨答道。

    “好，就这样吧，以后我们可能也不容易见面了，你千万要小心哟！我这里还有五千块关金卷，你先拿着，以防不测。”陈国瑞对李长亨说。

    第三天，李长亨照常去将军衙门“省特会”上班了。他相信周俊烈是一位有着丰富秘密斗争经验的老同志，肯定不会自首变节的。不过，在那种复杂险恶的斗争环境里，时时处处都隐匿着危险。为防万一，李长亨作了充分的准备：身上随时带着两个结婚戒指，一支毛瑟枪，一支快慢机手枪，还另外准备了一个特务身份证。若有人抓他，要钱给钱，要命就拼。如果跑掉了，在社会上他还有一帮袍哥大爷、青红帮的朋友，可以隐匿一段时间，然后离开成都，到重庆去找党的组织。

    来到办公室，李长亨首先翻阅了由军统负责的“省特会”第三组法官先后审讯周俊烈的口供记录，见一切都如前天杜石公说的一样，不管怎么问，周俊烈都是那一套，并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这下李长亨放心了。下一步他要做的工作是想法如何营救周俊烈。

    三组审讯法官杜石公，由于是共产党的叛徒，在“省特会”里虽然有个少将的虚衔，但是不受重视。在一次总理纪念大会上，竟被“省特会”主任秘书郑锡麟骂得当场气厥，昏倒在地上，还没人敢扶。这时，李长亨扶起了杜石公，当众回击了郑锡麟，为杜石公出了气。因此，他对李长亨十分敬重，也很听李长亨的话。没过多久，一次李长亨请他上牛肉馆，故意问杜石公手里究竟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杜石公说多着呢。李长亨便趁机对他说：“杜胡子，你要放聪明点，你关这么多无头案做啥子嘛，这些人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安逸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会楞起哟。”

    “那么李先生，你看该怎么办呢？”杜石公问。

    “你不如干脆写个签呈，就说这批人关了好久了，都是些无头案死老虎没啥审头，列个名单报请主任秘书批示放了算了。”李长亨这样对杜石公说。

    第二天上午，杜石公果然写了个签呈，专门到李长亨办公室请李长亨过目，李长亨见放人名单中有周俊烈三字，就说没啥改的，写得很好不必看了。中午11点多钟，杜石公高兴地来到李长亨办公室，“李先生，你真英明，徐主任秘书批了。”

    李长亨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他顿觉轻松，心情十分舒畅。

    周俊烈被释放后，李长亨利用一个安岳同乡结婚的机会见到了他，让他尽快离开了成都。

    1947年初，国共关系已十分紧张，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已经准备最后关闭和谈之门，逮捕关押或驱逐中共在国统区公开机关和人员。这时，邻水县特分会报到“省特会”一份材料，说重庆中共《新华日报》总编辑熊复①回到邻水活动，请求批准将其逮捕。一组内勤特务在拟稿时问李长亨怎么批复。李长亨说：“熊复是中共公开机关的负责人，不能轻举妄动，以免引起麻烦。告诉他们密切注视熊的活动情况及时报来就是了，未经“省特会”批准，不准他们随便抓人。”赓即，李长亨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陈国瑞，组织上通知熊复马上离开邻水，回到重庆化龙桥《新华日报》报馆里去了。

    1947年3月，国民党终于最后单方面关闭了国共和谈的大门，对中共在其统治区所有公开机关和人员下了逐客令。3月8、9两日，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代表吴玉章，率中共云、贵、川机关人员返回延安。中共在云贵川大后方的地下党组织仍然在坚持战斗着，积极推动大后方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生存，要民主，求和平的民众运动，大后方第二条战线迅猛发展，同时积极发动农村武装斗争，准备迎接全中国的解放。

    这时的李长亨，仍然坚守着阵地，坚持战斗在情报战线这个特殊的岗位上，默默地、无声无息地做着保卫党的工作。随着国民党拒绝和谈，一意孤行发动全面内战，李长亨的处境也日益险恶，充满危机。

    1947年5月，国民党重庆和成都两地当局，为了配合其国民党军队对中共中原解放区的大举进攻，全面发动内战，掀起反共高潮，打击中共和民主进步势力，决定6月1日凌晨在成渝两地同时开始行动，抓获他们已掌握的中共人员和进步的民主人士。

    成都的行动是根据国民党中央会报通知，由“省特会”负责组织和策划的。这是对中共和进步势力的突然袭击，是国统区又一次大规模反共的法西斯独裁恐怖活动。

在丙种会议上，各特务机关纷纷提出抓人名单，李长亨见名单人数太多，好些地下党同志和民主进步势力的朋友都在其中。于是，他想出一个在数学上叫做“提公因数”的法则，便规定有半数以上的机关提出的人名才列入拟捕名单，不足半数的就放在一边不作为这次行动的对象，他在会上对各特务机关的头头们说：“大逮捕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但鉴于以往的教训，一下了把什么人都抓起来，抓多了也不好办哟！我看还是数学上“提公因数”的方法比较好。”一些特务头子觉得李长亨的话有道理，表示赞成。在丙种会议上最后拟定抓人名单时，这个办法确实起了一定的作用。比如就去掉了秘密党员王文鼎和一批与共产党来往密切的进步民主人士。最后李长亨在审核名单时又以材料不足或内容重复为由去掉了几个进步青年，当晚，李长亨马上把这份名单抄送给了陈国瑞。

    乙种汇报会上，王煜①（川康特委组织部长）、贾唯英②（川康特委宣传部长）、田一平③（秘密党员、民盟四川支部秘书长）等人的名字无论怎样也无法去掉，几个特务机关都坚持非要抓这几个人不可。李长亨又把乙种汇报会上定的抓人名单连夜送给了陈国瑞，并把抓人戒严时的口令也告诉了他。

    甲种汇报会由四川省政府主席邓锡候主持召开。李长亨作为“省特会”一组的主任干事参加了。他把最后由邓锡候圈定的名单又告诉了陈国瑞。

    陈国瑞尽快通知了列入逮捕名单中的中共党员和民主进步人士，使成都及川康地区的中共党组织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损失，保存了革命力量。如川康特委负责人王宇光和贾唯英，就是通过李长亨的情报及时离开成都而免遭国民党逮捕的。

    此后，李长亨还设法保护了民盟骨干、中共秘密党员、成都协进中学校长肖华清④、成都光华大学进步青年学生白玉芳（中共川康党组织准备培养发展的对象）、川康特委的工作关系陈光明、中央军校进步青年学生黄琪麟（黄琪翔之子，1949年驾机投奔解放区）等人。

    李长亨一人孤军奋战，他在尽着自己最大的智慧与才能保护着党，保护着党周围的进步力量。他在进行着一场特殊的战斗。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日益发展，他心里明白，这种在魔窟中孤军奋战的状况不会太久了，他相信自己不久就会投身于党的怀抱和同志们中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