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

　　皖南事变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史上具有转折性的历史事件，是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标志。中共中央派驻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置身国共关系的历史漩涡中，在皖南事变前后的历史危局里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来解析一下皖南事变的历史背景。

　　1938年底，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加上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壮大的畏惧，反共倾向明显增长，开始推行防共、限共、溶共的政策。

　　自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到1939年初，即南方局成立之际，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从1937年9月到1938年10月，八路军、新四军同日、伪军作战1600余次，毙伤、俘虏敌军5.4万余人，八路军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发展到2.5万，敌后抗日根据地总人口达5000万以上。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敌后开展的游击战争不仅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作战，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有生力量，而且有力地扼制了日军的进攻速度，取得了骄人的战绩。

　　鉴于中共力量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失而不易复得”，如再不加以抑制，抗战胜利后恐失去其对整个国家的控制。所以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变得强硬起来，1938年12月中旬，蒋介石不仅拒绝了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密切两党组织上合作的建议，而且第一次明确地告诉在国统区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将中共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不达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国民党在1939年初的五届五中全会上成立专门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文件，还着重指出要“溶共而不是容共”，进而连续发起两次反共高潮。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日本承认德国与意大利在建立欧洲“新秩序”事业中的领导权，德国与意大利则承认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事业中的领导权。三国保证，当缔约国与其他国家发生战争时，彼此以政治、经济、军事之一切手段互相支援。这一侵略性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式结盟。苏德矛盾重新突现出来，英美同德意日的矛盾也日趋激化。

　　因此，蒋介石认为“抗战必胜之局已定矣”他在给各战区将令的手令中分析说：“日寇分兵力弱，无力西进，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国际局势之转变，期待美英的合作，造成最后的胜利”。蒋介石认为日美冲突不可避免，因而对日态度强硬，于是日本只好暂停了诱降为目的代号为“桐工作”的谈判。并在这时蒋介石授意军令部向顾祝同发出扫荡大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韩得勤部领命向苏北新四军发起进攻，并在陕甘宁边区筑起封锁线，实行政治高压，国共关系异常紧张。

　　1940年初秋，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便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制造军事磨擦，企图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同时，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逼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二、 事变前周恩来对时局的分析判断

　　置身国民党的统治中心重庆，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前沿的南方局书记周恩来认为，目前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三者缺一不可。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磨擦，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应实行自卫反击，其目的是为发展保存抗日阵地，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周恩来对形势的发展变化作了冷静的分析。

　　1940年9月，周恩来、叶剑英在重庆获悉国民党政府军令部已向顾祝同发出“扫荡”长江南北新四军的命令，立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共中央对此作了相应的布置。10月国民党顽固派加紧了迫使新四军北移的步伐。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即史称的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各种攻击和污蔑，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皓电”进一步表明国民党顽固派妄图把共产党领导的绝大部分军队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八路军、新四军的险恶用心。

　　随后周恩来致电中央，认为“目前国内政治形势和军事动态，已证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在着着上升，何白皓电已表明其决心，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形势将会日益恶化。对“皓电”我们不能同意，但不能置之不理”。并提出了南方局对解决目前危局的办法，建议中央考虑：现在离皓电限期只有二十天了，时机紧迫，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1、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公开答复何应钦、白崇禧并转蒋介石，要求解决悬案。表示在充分保障扩军、弹饷之下可将新四军调至江北，争取延缓一、两个月的时间，便于我作应付事变的布置。

　　2、一切照旧，准备打了再说，但也须先电何、白，说明不能移动之苦衷。

　　中共中央同意了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建议，决定目前答应皖南部队北上，避免内战，做到仁至义尽，极力争取情况向好的方面发展。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表复何、白电（即“佳电”）驳斥国民党“皓电”的造谣诬蔑，同时表示为顾全团结抗战大局，我江南部队将移至长江以北。这一立场在政治上赢得了广大中间力量（包括那些不愿意国共分裂的国民党党政要人）的同情。

　　周恩来在心力交瘁地与国民党交涉的同时，积极采取应对措施，多次约见民主党派人士，告之近来国民党制造磨擦的情况及新四军正在北移中，并提出反对投降、反对内战的口号。周恩来、叶剑英四处作报告讲话，奔走呼吁。南方局的统战、外交、宣传各方面都在动员。由于重庆国共谈判已处于僵局，我方的报纸宣传已被封锁，南方局采取新的对策，用油印、散发文件、抗议及口头宣传等方式，揭露国民党的投降、内战倾向。这之间最值一提的是周恩来紧急会见美国进步女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1940年月12月，斯特朗从苏联借道重庆准备回到美国。当她一来到陪都重庆，就隐约感到有种阴谋在酝酿中。她在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的官邸遇见了卡尔逊上校和路易·艾黎，从他们那儿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及新四军的处境。作为周恩来的朋友（两年前他们便在武汉相识），她不知道能为共产党人做些什么。这时周恩来派人邀请斯特朗到周公馆，与老朋友作深夜长谈。周恩来开门见山地向她阐述了国共关系的进程，谈话的重点是目前国共关系。

　　周恩来告诉斯特朗：“近两年来，国共关系日趋紧张。蒋介石的将领不断加剧制造武装冲突；在陕甘宁边区，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对我们层层封锁；在其他根据地，国民党军队也不断侵夺我们的地盘。今年夏季前后，在河北、山东、赣北、皖东、皖南等地，国民党军队都制造了一系列冲突事件。　我曾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些事件进行调查。但始终没有结果。”

　　斯特朗表示，她对国共之间的冲突有所耳闻。

　　周恩来在会谈中举出了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的一些事例。在谈到目前的时局时，周恩来分析说：

　　“我的政治直觉告诉我，国共之间的公开冲突不久就要到来，蒋介石已经下令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必须按照他的意图撤到黄河以北，与八路军汇合。如果执行蒋介石的命令，那么所有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都将集中在北方而成为日本人的攻击目标，从而为蒋介石的妥协投降创造条件。下一步就是蒋介石与日本、德国和意大利等法西斯国家的结盟。”

　　周恩来总结说：“蒋介石行动的含义不仅是军事性的，而且是政治性的。”

　　不久周恩来又再次与斯特朗交谈，斯特朗已经完全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她相信周恩来找她长谈，必有所托，她表示愿意为周恩来做任何事。果然，周恩来交给斯特朗一份长达26页的文件及其他资料后，极其郑重地嘱咐道：“现在不要发表这些资料，要等我捎信给你，同意你这样做时再发表。”
　　周恩来放慢了说话速度，向斯特朗解释说：“我们不希望过早地揭露这些冲突而加剧磨擦。不过，我们愿意把这种资料交到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手中，以便在蒋介石展开疯狂的进攻时及时揭露。我们担心这种进攻。”

　　斯特朗对周恩来把自己视为“值得信任的国外人士” 十分感动，她只极其郑重地表示：一切都按周恩来说的办，定不负所托。

　　由于蒋介石不顾中共的抗议和呼吁，密令顾祝同“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将其解决”。

蒋介石一面剑拔弩张，一面又总装出温良恭俭让，于1940年12月25日圣诞节之日，在重庆约见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谈话”：

　　“抗战四年，现在是有利时机，胜利已有希望，我难道愿意内战吗？愿意弄坍台吗？现在八路军、新四军还不都是我的部下？我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就是民国十六年，我们何尝不觉得痛心？内战时，一面在打，一面也很难过。”

　　“你说河北太小，其实我为你们着想，在现有瘠土争夺，实在是太小了．要开到河北，在照划定的区域，多么大，多待你们发展，可实施你们的抱负。现在你们分兵四出，指挥训练不好，河北也没弄好，如果集中起来，对内对外都可做得好。现在你们这种做法，简直连军阀都不如了。”他要新四军从皖北过江。他说：“只要你们说出一条北上的路，我可担保至一月底绝不进兵。”蒋介石还说，他与周恩来是“患难朋友”，提议为“和平与友谊干杯。”

　　蒋介石与周恩来晤谈时，张冲在旁。周恩来对蒋带有攻击性的话，当即作了驳斥。对蒋的这次谈话，周恩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吓压之余，又加上哄之一着了。”他判断，这是蒋介石要对我发起进攻的一个信号。“蒋介石的保证是靠不住的，他的局部‘剿共’仍在加紧布置中。”果然，在“哄”的烟幕背后立即酝酿着一场罕见的血腥屠杀。

　　1月3日蒋介石致电新四军军长叶挺，令新四军就近集结，而后沿所指定的路线渡江，北渡黄河进入指定地区，并称“沿途已令各军掩护”。

　　这里值得一提的事，从皖南事变的大量电文可以说明，中共中央在对形势分析和决策时是有所失误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同叶挺、项英之间往返的电报，情况复杂，变化很多。例如，1940年11月21日电中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又如，12月14日电中说：“蒋介石为使我军移动不生变化起见，确已命令顾祝同通知各军加以协助，故阻碍是不会的”。而事实恰恰相反。再如，本已明确新四军皖南部队北移时限为12月底，由于要以皖南部队北移作为阻止汤恩伯等部东进，以及作为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的砝码，又于11月21日电告叶项：“你们可以拖一个月至两个月”。而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发言时说：现在不能说反共高潮下降，但不过是大吹小打，周恩来也是这样估计。同时中央还提议周恩来在1月中旬回延安参加七中全会。

　　形势瞬息万变，周恩来从蒋介石圣诞的大灌迷汤中意识到蒋要动手了。周恩来电告了中央。他的高度警惕和政治直觉让毛泽东改变了以前乐观的估计，意识到新四军处境的危险性，急电项英想办法达到北移目的，不要动摇犹豫。

　　12月29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江南部队分地渡江有危险性”，“仍以分批走苏南为至要。”次日，毛泽东电告项英：“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分批走苏南为好”。

　　但皖南新四军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已经形成，很难挽回。几天后，皖南9000新四军将士成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共政策的牺牲品。

　　三、事变后周恩来采取的应对措施

　　1941年1月4日晚，天下着雨，没有月色，凛冽的北风砭人肌肤，隆冬的皖南山区似乎显得格外寒冷。在“别了，三年的皖南”的悲壮歌声中，新四军抗日健儿冒雨踏上了东进北上的征途。然而他们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屠杀。

　　次日，当军长叶挺率领新四军军部教导团及第三支队9000余人途经安徽泾县到达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国民党军队顾祝同、上官云湘所部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伏击。被迫还击的新四军，血战7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1000余人突出重围外，大部分或壮烈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被俘，副军长项英被害。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蓄谋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封锁消息，颠倒黑白，掩盖事实真相。1月17日，蒋介石公然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其番号，并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周恩来得知这一消息，悲愤万分，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并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填补《新华日报》被扣检后的社论的空版，揭露事件真相。指示新华日报社撰写关于皖南事变真相的报导和抗议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的社论；指示南方局、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编印揭发皖南事变真相的传单；同时为使外国人士了解皖南事变真相，洞悉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争取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周恩来除了组织力量准备材料，动员外国记者分别带往香港、南洋和美国发表外，并安排王炳南、王安娜、龚澎等去访问所认识的外国记者和外交官，告以国民党袭击新四军事件真相。

　　周恩来在历史危局中处变不惊，以高超的政治斗争艺术，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1 、揭露事件真相，争取国际国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为了争取国际的支持与同情，周恩来决定紧急会晤英国驻华大使阿奇博尔联法·克拉克·卡尔。周恩来认为英国与中国是战时的盟国，两国的利益息息相关，期盼英国大使能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停止反共行为，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此时英大使卡尔也想了解这次事件，作为大英帝国的使者，有义务了解事件的真相以便确认事件是否影响中国政府的对日作战。在卡尔的寓所，周恩来压制住对国民党惨杀自己同胞的愤怒，用冷静的语言、翔实的资料讲述了皖南事变的前因后果。卡尔大使知道了事件的真相：8万国民党军队突袭北上抗日途中的9000新四军；制造了惨案。这是蓄意已久的阴谋。周恩来冷静地总结说：“国民党当局的这种反共行动只会削弱中国的抗战力量，只对日本有利。作为战时盟国贵国不应该袖手旁观。”卡尔点头表示同意。

　　送别周恩来后，卡尔立刻拟定一份致首相丘吉尔的加急电。他在加急电中翔实地讲述了周恩来告知他的一切，指出中国的内战只对日本有利，请示可否以正式途径向蒋介石表示英国的意见：反对内战。

　　很快英国政府给了卡尔明确的答复：尽快告知蒋介石，英国反对内战。在丘吉尔首相亲自致电蒋介石明确表示英国反对内战的同时卡尔大使也正式拜会蒋介石；向蒋转达了英国政府的意见，

　　此外周恩来及南方局的同事们以不同的方式向苏联、美国方面报告事件真相。

　　就在周恩来与卡尔会谈的几天后，美国总统特使、白宫行政助理居里抵渝。居里宣称此次来华，是考察中国战时军事、经济等问题；为中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作开路先锋。在南方局的努力下，居里提出了要会晤周恩来。居里与周恩来会面后向蒋介石郑重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

　　不久，美国、苏联等中国重要的战时盟国也分别以不同的方式表示反对中国内战。蒋介石意识到反共内战使他在国际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不得不开始考虑收敛反共行为。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加上周恩来在重庆组织的政治进攻，终于击退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同时周恩来又派人通知在美国的斯特朗，可以将带到美国的材料向世界公布了。斯特朗立即在美国的报刊上发表相关材料，揭露了国民党挑起内战的阴谋，为中共争取了国际舆论的支持。

　　周恩来还布置南方局和新华日报，从统战、外交、宣传各方面进行活动。由于重庆国共谈判已处于僵局，我方的报纸正面宣传已被封锁，南方局采取新的对策，用油印、散发传单、抗议及口头宣传等方式，揭露事件真相。亲自修改并指示秘密散发南方局军事组起草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周恩来的一系列政治反攻在国统区争取了人心。

　　2 、坚守重庆，力争国共合作抗日大局不破裂。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南方各地的反共活动也同时加剧。1月19日，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省工委机关被迫撤离。20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次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查封。23日，八路军驻广东韶关办事处被迫撤销。

　　此时，延安中共中央十分担心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办事处同志们的安全，于1月18、20日连日急电红岩南方局：“蒋介石似有与我党破裂决心，我们决定在政治上全面揭露蒋的阴谋，惟仍取防御姿态；军事上先取防御，组织上准备撤销各办事处，干部迅速撤退，恩来、剑英、必武、颖超等重要干部于最短期离渝……”

　　根据当时重庆国民党抗战派和各民主党派均表示反对内战、反对投降，为避免国共全面破裂，周恩来审时度事，冷静地分析时局，做好应变对策。

　　周恩来收到中央的急电后，立即召集南方局常委开紧急会议，要大家商量是撤还是留。经过仔细认真讨论，大家同意周恩来的意见，认为时局的发展仍然存在两种可能：一是国共关系完全破裂。一是经过我们的斗争，国民党不敢发动全面内战，国共仍然维持合作关系。通过南方局、办事处同志数日的奔走，各界人士了解真相，国际国内舆论对蒋介石备加责难，国民党已从气势汹汹的攻势开始转为被动辩护。这表明第二种局面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此时撤回，我们将失去政治上进一步反击的阵地，将意味着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于我方的政治反击不利，于抗日大局不利；况且我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尚未撤退、转移、疏散完毕，一旦全面破裂将不可避免遭受大的损失。大家一致认为此时难以离开。周恩来表示“我要坚持到最后！”。经过反复向中央陈述，党中央认为周恩来南方局的意见是正确的。最后中央同意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留在重庆，叶剑英率蒋南翔等撤回延安。

　　3 、周密部署国统区的应变对策

　　面对恶化的时局，周恩来从容应变，隐蔽精干，为保存实力作了周密的部署。

　　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坚决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对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进行秘密大疏散。周恩来首先对坚守在重庆的同志们进行气节教育。并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对疏散的同志特地指出：隐蔽是为保存力量，是为了今后的工作，决不应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而消极隐蔽，每个党员都要更好地发挥作用。由于南方局正确执行这一方针，不仅保存了党的力量，而且有计划地安排了部分党员的转移和疏散工作，并开辟出新的工作阵地。

　　周恩来、南方局对其领导非党干部及所联系的爱国人士和进步的文化人士的安全极为关心。决定有计划地迅速撤退疏散这些人员，保存革命力量。周恩来亲自领导并作安排。根据实际情况，把他们有的送往延安、有的送往我党的抗日根据地、有的送往香港、有的则继续留在重庆。

　　周恩来决定加强秘密工作，一方面，进行整顿巩固党的组织；另一方面，认真转变工作作风，改变工作方式，有计划地进行隐蔽。南方局所属各省党组织之间，对调干部以利隐蔽；随后，还作出了一系列缩小组织、精简机构的具体规定和措施。凡是离开当地工作的党员，除调到南方局和延安外，转地不转党，人转党的组织关系不转。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上层活动和下层活动严格分开，除南方局几位有合法身份的领导人和工作必需的人员外，有公开身份的党员干部，不同地下党发生联系；做秘密工作的党员，一般不到八路军办事处去，不同公开党员接触；做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只与自己的领导人发生个别联系；不同做下层群众工作的发生联系。为配合疏散干部，周恩来决定再建秘密交通线，同时也是准备一旦国共关系破裂，能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把我们工作人员全部突围转移出去。周恩来一系列布署和对策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热潮。

　　中共中央根据周恩来采取的政治攻势所取得的效果判断：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中共态度有理由强硬，因而决定在国方不答复中共提出的处理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前，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中共拒绝出席国民参政会后，蒋介石不得不在所谓代表各抗日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组成的战时全国最高“民意”的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今后决无剿共之军事行为发生。

　　周恩来及南方局在皖南事变后的有力反击，有效地遏制了国民党顽固派内战、分裂、投降的步伐，击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周恩来等坚持留守重庆，在重庆既坚持原则又不失灵活性，化解了一次次政治、军事危机，不仅保持了与国民党当局的直接联系、谈判和斗争，保存了中共在南方国统区的指挥阵地，而且维护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为推动抗日战争顺利发展，作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