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大特务徐远举的人生三部曲

热血青年-鹰犬将军-病死狱中的战犯

 

 

　　1973年的一天，中南海，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周恩来总理正在批阅各地、各部委呈报的公文。当批阅到一份公安部呈送的关于秦城监狱在押国民党战犯死亡的例行报告时，周恩来生气了。当时正在“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四大战犯管理机构：抚顺战犯管理所、秦城监狱、济南战犯管理所和西安战犯管理所，都在军事管制之下，对在押战犯实行不同程度的“无产阶级专政”，由于精神上的折磨和物质生活的下降，在押战犯患病日增，不断有病亡报告，为此，周恩来曾作过多次长篇批示，提醒公安部要注意战犯的健康状况，指出改造好战犯、给出路，是毛主席制订的战略部署，体现了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博大胸怀，有利于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港澳同胎和海外侨胞，有利促进祖国的统一大业。对于战犯的管理和改造工作，周恩来都是要亲自过问的，以往的指示都大多对事不对人，对战犯具体个人有批示的只有两人，一年前有一次，这回是第二次。他批示的大意是，该战犯系有影响的在押首要战犯之一，据以往报告已有很大的改造成效，此次病亡战犯竟刚满58岁，还不到59岁，尚属年轻，对战犯改造、给出路的工作实为一大损失，究系何病？抢救措施有无不妥？一年前原国民党第十七兵团中将司令刘嘉树狱中病亡后，国务院的要求落实得怎样？如何防止不应有情况再次发生？要求速即调查研究后再报。

　　这位惊动了共和国总理直接过问的病故战犯，就是原国民党陆军少将，军统大特务，国防部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

　　很多观众朋友都读过小说《红岩》。《红岩》这部小说自1960年问世后，曾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通过小说，人们熟悉了重庆地下党的斗争，熟悉了国民党特务机关囚禁杀害革命志士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熟悉了在地下党斗争和监狱斗争中英勇表现的共产党人，熟悉了许云峰、江姐、成岗、刘思扬等一个个鲜活的英雄人物形象，共产党人的斗争精神和崇高气节，影响了一、二代中国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同时，大家对书中那些疯狂镇压人民革命、残害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的国民党反动派特务也痛恨不已，尤其对书中的反派主角徐鹏飞这个人物形象印象深刻。当然，同所有文学作品一样，《红岩》小说里的英雄人物或反面人物，都是根据现实生活中的一些人物原型经过艺术提炼而加工塑造的。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的生活原型，就是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特务集中营白公馆、渣滓洞监狱的革命烈士，而那些反面人物，就是以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的大大小小的特务为的主要生活原型。小说中的头号反派人物徐鹏飞的主要生活原型，就是徐远举。

　　在《红岩》小说里徐鹏飞是这样出场的。那是一栋特务机关的楼房：

　　 如果把特务机关的分布比作一只黑色的蜘蛛网，那么，在这座楼房指挥下的各地特务站、组、台、点，正像密布的蛛丝似的，交织成巨大的恐怖之网，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通向一个秘密的所在。这座阴森的楼房，就是那无数根蛛丝的交点，也是织成毒网的那只巨大的毒蜘蛛的阴暗巢穴。哪怕是一点最小的风吹草动，触及了蛛丝牵动了蛛网，便会立刻引起这座巨大巢穴里的蜘蛛们的倾巢出动。

　　决定着这个看不见的巨大毒网的行动的，不是那些整装待发的特务，不是那些执掌刑讯的刽子手，也不是击打电键的报务员，所有这座楼房里的一切忙碌、行动、突击、追捕、联络、指挥，完全服从于那只巨大的毒蜘蛛，只有他才是这里一切的主宰，只有他，才能决定、控制和操纵这巨大毒网的任何活动。此刻，那只阴险邪恶的蜘蛛，正一动也不动地蜷伏在三楼的一间办公室里。

台灯光倾注在办公桌上，一个身材粗大，脸色黝黑的中年人，络腮胡刮得干干净净，眉浓眼大，肥肥的下巴，毫无表情地坐在转椅上。握着毛笔的手，正在公文上挥动。他，就是掌握整座毒网的一切行动大权的核心人物，黄呢军服领口上，嵌着的一颗金色梅花，在灯光照耀下闪闪发亮。

……

　　他正在处理一叠叠的公文，思考着，批示着。这些公文，顷刻之间，都将变成命令、电波、行动，变成淋漓的鲜血！

 

　　在作品里，徐鹏飞狂傲、阴险、奸诈、毒辣、凶狠、残暴，活脱脱的一个天生的坏蛋胚子长成的无丝毫人性的鬼煞恶魔，让人怀疑他究竟还是不是个人。作为徐鹏飞主要生活原型的徐远举，从他在镇压革命和残害革命志士活动中的所作所为，完全符合小说中徐鹏飞的形象刻划，解放后，徐远举在战犯管理所中也承认：“我为蒋介石作了十八年的特务，竭尽忠智，为非作歹，罄竹难书。”但是，不可否认，徐远举毕竟是个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由童年长大的，也应该有他的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那么，到底是怎样一种人生经历，使徐远举成为《红岩》小说中第一反派人物的生活原型，成为永远定格在人们心中的恶魔形象的呢？

　　少年徐远举

 

　　徐远举字希哲，号嘉庆，曾用名徐鹏民、徐鹏飞、徐远甫，化名江克难，绰号徐猛子。1914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今湖北黄石大冶市）城关徐家垴的八斗巷，他祖父是前清的钦赐进士，以商致富，他父亲更是广置田地，经营实业，家境虽不显赫，但是殷实富有。

　　徐远举排行第四，自小衣食无愁，顽皮却聪慧伶俐，5岁便入学读书，那时他读的是私塾，课程内容从《三字经》、《五言经》开始到《四书》、《五经》和《左传》等，由一个前清的老秀才给他们照本宣科地讲课，徐远举他们的任务就是把学的内容背下来，谁能背得全，谁就学得好，背书不好的就要挨板子，而徐远举记忆力超群，从来没有因背不下规定的内容挨过板子，连《左传》那样的长篇他也能背下来，老秀才特别喜欢他。一次，老秀才要徐远举背《左传》的一段内容，徐远举一口气背下来，一字不差，老秀才高兴地对人说：“徐远举不愧是徐家的子孙，虽然顽皮却不影响学业。你们看他鼻子高大，带钩像鹰，眼睛鼓圆如铃似鹞，来日定能大鹏展翅，鹏飞万里！”老秀才的一番话，徐远举听在耳里，虽年纪尚小，也觉得有些飘飘然，从此自视高人一筹，后来他还曾以“鹏飞”二字为名，抒发志向，《红岩》小说中以他为主要生活原型的第一反派人物的名字也取名为徐鹏飞，不知是否与此有关，现已无从考证。

　　也许是受《左传》的影响，徐远举小时对历史相当感兴趣，老师授课以外，还经常给他讲与大冶地方有关的历史人物和遗迹，如，唐末农民起义军首领黄巢演练兵马的毛铺堡、南宋抗金名将岳飞铸剑的龙角山、明末农民起义军李自成率军驻扎过的道士袱、清末太平天国首领洪秀全和天平天国著名将领李秀成与清军鏖战的黄石港、四棵乡等。徐远举听了，更激起他的雄心，立志要出人头地，做一个不平凡的人。尤其是清末从一品威振将军敖天印的故事，对徐远举的影响很大。敖天印也是大冶人，少时家贫无力读书，从师习武，练出一身超群武艺，青年时在石灰窑镇挑石灰卖苦力度日，29岁后从军，因军功由士兵、把总、千总升到期总兵、副将、参将、提督，长期戍守边关、海疆，被朝庭授从一品威振将军，成名后在家乡捐资办了五所学堂供家乡百姓子弟免费读书，还兴修水利造福乡里。敖天印曾作过一首打油诗：“三十年前挑石灰，三十年后锦衣归。男儿有志当自立，英雄不怕出身低。”以敖天印为榜样，徐远举暗暗发誓，长大了一定要为国效力，造福社会，还要做个人上人，不能庸庸碌碌地过一生。

　　读完私塾，又读完高等小学后，由于县里的初中经费困难而停办，徐远举只好辍学在家，不知今后该怎么办。这一年是1926年，徐远举12岁。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北伐战争时期，叶挺的独立团打到武汉后，受革命大潮的影响，徐远举家乡的农民组织起农会掀起了打击土豪劣坤的斗争，徐远举的父亲也受到冲击，被戴上高帽子游行示众，徐远举也受到很大刺激，他虽然还不完全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这种局面，但他从此对群众性的运动又怕又恨。徐远举的父亲害怕殃及子辈，就叫徐远举几兄弟外出谋生，徐远举就到武汉三叔开的煤炭店里学习管理帐目。但过了没有几个月，徐远举对每日任人使唤的店员生活再也无法忍受，想到自己读书也不多，要想求得人生的前程，只有学敖天印走从军之路。于是，经一个远房亲戚的介绍，1928年，徐远举加入桂系集团的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当学生兵。1929年，蒋桂战争结束，获胜的蒋介石南京政府接管了第四集团军随营军官学校，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就这样，徐远举作为黄埔军校第七期的学员，学习到1930年7月毕业，被分配到陈诚的部队里先后任少尉排长和中尉连副，在江西参加了围剿红军的作战。那时，国民党军队与红军作战老是占不到便宜，经常吃败仗，部队的士气很低，徐远举日益觉得这样下去没有什么前途，加上他和连长的关系不好，两人经常吵架甚至动手，一气之下，就脱下军装逃离部队，跑到武汉躲起来。

　　几个月后，徐远举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

　　1932年3月，蒋介石主持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并任命戴笠为力行社特务处处长，戴笠通过力行社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广泛吸收特务组织成员，特别重视吸收失业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正感到前途渺茫的徐远举得到这个消息，天性机敏的他立刻捕捉到其中所包含的不可言喻的信息，他仿佛看到自己正迎向一条实现人生抱负的光明大道。经过多方打探，徐远举终于凭着黄埔军校第七期学员的毕业证书，在南京加入了团警干部训练班受训，半年受训结束时，经戴笠亲自个别谈话、挑选，被派往南京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训班受训，加入戴笠军统局的前身力行社特务处，正式成为军统特务组织的成员。这一年，徐远举18岁。

　　徐远举的仕途之路

 

　　特训班里，徐远举对特训班的课程有着特殊的兴趣，笔记做得最为详细，学习用功，各科成绩都很拔尖，戴笠把他树为勤奋学习的典型，多次奖给金笔以资鼓励，每获一支金笔，徐远举就在笔杆上刻记某年某月戴先生所赠，到特训班结业时，徐远举里里外外的衣服口袋上，挂满了戴笠奖给的金笔，成为在其他同学面前炫耀的资本。

　　虽然受训时成绩优异，但由于个人没有背景，参加特务工作后，徐远举只做着一般特务职员的工作，开初在南京任通讯二组组长兼管邮检工作，同时参加力行社外围组织复兴社的组织与训练工作，后来又调到特训班当学员队长。

　　尽管在军统中下层骨干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任劳任怨，但徐远举长期未能受到重用，有一次还因一点小过错，被戴笠斥为不服从命令而监禁三个月。在这个令人战战兢兢而又能获取普通人所没有的特权的团体里，徐远举忍耐着，幼时在心中立下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壮志，已在满眼所见的贪污腐败、尔虞我诈的现实面前一点点消散，而立誓要做“人上人”的雄心，却越发强烈，经常陷于亟求升迁摆脱下层地位而不得的苦闷中，但他并不气馁，窥伺着一切可以转变命运的机会。

　　一个机会终于降临到徐远举的身上。

　　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随着日寇的侵略势力自北自东推进，国民政府把经营目光转向西南、西北。在西藏，由于英帝国主义势力长期渗透，挑动达赖脱离中国，并于1924年将亲中央政府的九世班禅排挤出西藏，中央政府长期不能对西藏行使有效的主权管理，在加强经营西北的策略下，南京中央政府多次与十三世达赖交涉，反复协商，终于说动达赖同意班禅返回西藏。1934年12月，中央政府决定组建护送班禅回藏行署，戴笠派徐远举在行署任政治指导员和军事参谋，徐远举的军衔也由上尉升为少校，此时徐远举刚满20岁。1935年，护送班禅回藏行署从北平出发，准备经陕西、甘肃、青海、西康进藏，由于达赖根本不愿意班禅回藏，经常派出藏军化装成马匪沿途阻碍骚扰，有一次还把他们包围起来，把班禅随身携带的金钹、金罄、金锣等法器，全部抢走了。班禅行署只能走走停停，直到1937年才到达青海玉树的藏民区。这时达赖又提出只准班禅和藏民进藏，汉人一律不准入藏，更不准中央政府委派的行署成员入藏，行署只好停下来，和达赖交涉了一年的时间，仍没结果。1938年，九世班禅因回藏受阻，气病交加，在青海玉树逝世，中央政府的进藏计划也就此破灭，1938年5月，已迁都重庆的中央政府宣布解散护送班禅回藏行署，10月，徐远举奉调到重庆。

　　徐远举参加班禅行署，虽然没有完成护送班禅回藏的任务，但他在路途的几年中，学会了藏民的各种礼仪习俗，而且还学会了藏语，成为中央政府更是军统组织人员中少有的西藏通，他沿途调查收集各种情报及时报送给中央政府，并沿途建立由军统掌握的情报组织，对西北大大小小的封建割据势力进行渗透和瓦解，客观上起到了维护祖国统一的作用。

　　1939年1月，刚满24岁的徐远举，被派任为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兼西昌行辕第三处（即情报处）处长，后又兼任西昌行辕禁烟督察专员。对于在西昌任职经历，徐远举在《自传》中回忆：

　　 当时以西昌地区禁政废施，烟毒遍地，驻西康二十四军包庇种烟、贩运走私，为害甚烈。行辕建立后，我又兼任禁烟督导专员和缉私大队长，拨兵一团，负责禁烟缉私工作。我为清除烟患，率部前往彝汉地区，查铲烟苗，严拿毒贩，并以大刀阔斧的精神，严惩不法官吏及包庇种烟的驻军团长，因此禁烟收到很大效果。但因禁烟办理过严，损害了二十四军的利益，与二十四军发生纠纷，乃命去职。

　　1942年底，28岁的徐远举被调到成都，任财政部四川缉私处上校副处长，并由戴笠亲自保荐兼任国家总动员会成都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后兼任军统川康区副区长代行区长职权，领导军统的成都站、自贡站、康定站和西昌站。1945年6月，徐远举奉调回重庆，任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副处长，2个月后，抗战胜利，徐远举到广州押解陈璧君、褚民谊等大汉奸到南京受审后，又到军统上海办事处，参加查处汉奸案。

　　1945年底，31岁的徐远举奉调到西安，升任为国民党第一战区官长部调查室少将主任、河南处理汉奸委员会主任兼军统局北方区区长，管理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察哈尔、山东六省及北平、天津两市的军统特务机构，是当时军统外勤单位中最大的一个区。古人说三十而立，徐远举自1932年加入军统特务组织，在中下层干了十三年，千辛万苦，终于在刚过而立之年就跻身于将官之列，从小立下的要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就像一座金璧辉煌的殿堂，向他敞开了大门。此时的徐远举更加踌躇满志，信心百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