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远举少年得志，相当骄傲。1948年破坏了重庆地下党后，徐远举受到蒋介石、毛人凤、朱绍良等人的嘉奖，更加不可一世。有一次，一个地方军阀想巴结他，请他吃饭，他到后，客人还没到齐，徐远举顿时就觉得扫了面子，因为以他的身份地位，应该别人到齐了等他才对，但他还是忍了，一时无聊，便先到桌上吃冷菜，一个10来岁的小孩天真地说了一句：“客人还没到齐，你怎么先吃起来？”他一听，终于忍不住火冒三丈，便用力把桌子一掀，一桌的酒菜全部掀到地上。他帽子一拿，气冲冲地跳上车，主人赶来向他道歉，他头也不抬，便开车走了。其实他敢这么做，还是属于心中有数，他对人说：“这种人得罪也是这样，不得罪也是这样，如果我们无权无势，他们怎么也不会请我们吃饭的。”

　　被捕成了战犯后，徐远举性情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有一次，监狱的理发员给他理发，可能是为了节约肥皂，在徐远举的络腮胡子上稍微一抹，就用刀去刮，胡子虽刮下来了，而两腮上红肿的刀痕几天才褪去。徐远举为此气愤异常，决心不再剃头刮脸。他说当犯人就这么蓬头垢面算了。后来经过管理人员耐心的思想工作，才算揭过这一章。

　　徐远举在思想改造过程中，由于不断受到管理人员的教育和帮助，思想变化较大，不但能认真坦白交代罪行，也敢于揭发批评他人之过。因此领导常表扬他敢坦白、敢交代、敢揭发。但由于他心躁气浮，语言尖刻，不留情面，每每难为人谅。特别是那些受到他揭发批评的人，一时更不原谅他。他的老朋友，原军统大特务张严佛，曾在徐远举刚加入军统时帮助过他，在长期的思想改造过程中有些保守落后，尤其是交待具体罪行时有些遮遮掩掩，因此经常成为大家帮助的对象，徐远举批评起来也毫不留情，张严佛气恼不已，经常向别人抱怨徐远举故意跟他过不去，大骂徐远举忘恩负义。

　　徐远举可能是由于长期审讯人而得了“职业病”，在监狱里的学习会上，他经常对别人的发言进行分析、评论，甚至冷笑。当别人按事先准备好的思路发言时，他有时突然打断别人的发言，滔滔不绝地讲起来，使别人设法讲下去。所以很多犯人都反感他，说他总是抹杀别人的意见，总想以自己的意见压倒一切。在学习会上，生活会上，在劳动中，甚至在闲谈时，徐远举性格暴躁，容易冲动，经常与其他犯人发生口角，发生争吵，跟大家的关系都很紧张。弄得大家都不太愿意理他。　徐远举不管写字、用筷子都是个左撇子，做手工活也是左手当先。他常风趣地自喻是天生的左派，别人也话有所指地笑说道：“左得要正才好，过左就过火了，在你的身上容易出毛病”。

　　当然，徐远举也不是完全听不进别人意见，只是他吃软不吃硬。有一次，原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司令部中将司令杜聿明和原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陈长捷，先大大地赞扬说“12号的心得体会很好，能运用理论分析事实，有的放矢，值得我们学习”，正在徐远举意得志满时，他们又提出：希望“12号不要说话就瞪眼睛，斗争注意方法，再加上好的态度，助人为乐的效果就会更好。”徐远举立刻举手敬礼说；“今日杜老大哥和陈老师语重心长的话对我帮助很大，今后我一定注意改正态度，不再做巫山的猴子，一定做人人喜爱的熊猫。”以后他的绰号中又多了一个“熊猫”的美称。

　　195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礼堂举行“首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争罪犯大会”后，榜上无名的人都耷拉着脑袋，默默地回到了宿舍。很多人都有一肚子的话不敢说，只有急性子的徐远举沉不住气，大声嚷道：“我也认真学习，劳动也流汗水，积极写材料，我哪件事不如人家，哪里不符合特赦标准？”他的话像一粒火星，使沉闷的空气爆炸起来。许多人不约而同地说：“是啊，我们哪点不如人家，为什么他们能得到特赦。我们不能呢？”很是闹了一阵子，管理人员作了很多思想工作才算解开心结。

　　1973年1月19日，徐远举所在缝纫组交活，负责检验的人员认为徐远举做的成品没有达到质量标准，要求他返工。个性倔犟、急躁难改的徐远举因此如热锅上的蚂蚁，躁动不安，埋三怨四，怀疑别人捣他的鬼，故意使他的面子过不去。当文强好意安抚他，并提出要帮他返工时，徐远举不但不领情，还暴跳如雷，大喊：“好汉做事好汉当，我没出息丢了脸，是活该，你们用不着为我发慈悲，莫要猫儿哭耗子……”说罢，如痴似呆，一言不发，好像万念俱灰一般。当晚，徐远举饭也没怎么吃，一直怒气冲冲，烦躁异常，当时是三九天，从来没有冷水洗身习惯的徐远举，竟然打了一大桶凉水在木盆里泡澡。结果，半夜里始而床上翻滚，浑身滚烫，呼吸急促，两眼突出，鼻孔出血，继而进入昏迷状态。同室发现后，立即报告，监狱领导迅速率领医护人员来抢救，初步诊断是高血压急性发作，但用药降低血压，不见效。21日上午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诊断是脑溢血，经抢救无效，于22日死亡。时年58周岁零1个月。

　　徐远举的死亡报告很快送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立即批示公安部查清死亡原因。调查的关键是19日夜发病后即不省人事，为什么到21日的上午才送北京复兴医院抢救，中间隔一天多的时间？调查结果是：

　 　开始，监狱按脑溢血进行抢救，监狱负责人怕路上车子颠簸出问题，想待徐远举病情稳定后再送复兴医院住院治疗，这种考虑不能说是过失。报告也是及时的，而且提出要立即住院治疗。但在当时办事多头，报告层层送，这样多多少少延误了一些时间。加上与医院联系，路上的警卫等问题，一天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根本原因还是徐远举因工作发生争执后极度激动，不顾自己长期患有高血压症，自虐性地寒冻天洗冷水澡，冷水浇头，结果受凉引发高烧，血压猛升致脑血管破裂。

　　徐远举突发重病入院后，监狱里的犯人们虽然曾经非常讨厌他，但此时此刻又非常同情他，他毕竟是他们这个集体的一个重要成员，他曾经激发起监狱大墙内的活力和生机，他曾经与这个集体同甘共苦，同呼吸共命运，没有了徐远举，这个集体是多么的压抑和沉闷。他们关心着他的安危。　由于监狱有不许打听犯人病情的规定，大家很久都无法了解徐远举病情如何。直到开春的一天，监狱管理员才召集大家到会议室坐下，用沉重的语调宣布：“徐远举先生自入狱以来，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认真踏实，不断进步。他不但能主动交代自已的历史问题，还能诚恳地帮助别人进步。不论在学习、劳动以及其他方面，都能得到领导和大家的好评。这种好评是他自己争取来的，是当之无愧的……徐远举先生入院后，神志尚清醒，他连说我们对他像慈母一样的照顾。由于他脑血管破裂，经全市名医会诊无效，终于停止了呼吸……他临终前，紧握着我们的手不放，用深情的目光看着我们。对他的去世，我们表示非常惋惜……”

　　徐远举，这个历史的罪人，新生活的勇士，在春天到来之前就这样走了，永远离开了这个充满希望的世界。徐远举死了，长江在倾诉他的罪恶，春雨在滋润他的灵魂。

　　1975年，政府特赦了所有在押的战犯，文强也得以出狱。文强想起了徐远举，想到他盼望特赦而不得的遗憾，离开监狱时，文强来到徐远举居住过的地方默默告别，抚今追昔，百感交集，他吟出一付对联来凭吊亡友：

　　 毁誉已鲜明，难得临终好评论定，君可无恨；

　　死生安足道，追思莫逆特赦埋名，我尚长悲。

 

徐远举的婚姻家庭

 

　　徐远举是一个非常注重个人前途的人。他1932年加入特务组织后，虽然那会儿年纪不大，但对个人前途的规划远超出一般同龄的人。他不像其他很多特务那样，利用权势整天沉湎于酒色。他深知如果象一般人那样迷恋于女色，或者聚敛钱财，在特务组织森严的纪律下，工作很容易差错，必定会因小失大，难以实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因此他处处尽职尽责，不断受到上司的嘉奖。

　　徐远举还在老家时就由父母定了“娃娃婚”。女家姓马，也是大治县的殷实富户，与徐家算是门当户对。徐远举的未婚妻叫马紫英，排行第八，人称马八妹，比徐远举大3岁，所谓“女大三，抱金砖”。本来父亲早就想让徐远举把马八妹娶进家里来，因徐远举一直在外奔波而没有机会，加上徐远举本人不想因婚姻拖累个人前程，而且他对马八妹也说不上感情二字，这事就这么拖下来。加入特务组织后，由于受“团体纪律”中成员结婚必须审查批准的规定限制，徐远举更是不想去找那些麻烦，给家里的信也日渐写得稀疏。马家怕徐远举在外官当大了退亲，有失体面，于是便三番五次地去找徐远举的父亲，让他给儿子尽快完婚。父亲多次给徐远举写信催婚，却总不见回音，徐远举父亲与马家商量后，决定亲自带着马八妹去南京给儿子完婚，一来可免伤两家的和气，二来也可迫使徐远举就范。

　　徐远举当时青春年纪，对男欢女爱的婚姻生活也有些向往，父亲自亲带马八妹到来，也不想拂逆父亲的愿望，对成亲一事无可无不可，只是碍于“团体纪律”，自己难以作主。徐父得知此情，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戴笠，述说原委请求，戴笠创业初始，正要笼络年轻特务，又见马八妹是个典型的大家闺秀，对徐远举情真意切，估计结婚后不会对工作有什么不良影响，于是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

　　抗战时期，徐远举调任西昌站长期间，西昌行辕主任是张笃伦，当时张笃伦带着妻儿和寡居的妹抹张笃和及外甥女耿家姐妹一同生活。徐远举因工作关系，经常到张笃伦的公馆请示汇报，一来二去，就与张笃伦的外甥女耿家姐妹混得十分熟热。

　　耿家姐妹的父亲耿丹，是中共早期的革命家，留英博士，1927年蒋介石“清党”时遭杀害，现在北京工业大学还设立了一个以耿丹命名的“耿丹学院”。耿丹遇害后，妻子张笃和无所依靠，就带着女儿投奔哥哥张笃伦。耿丹的哥哥耿伯钊是辛亥革命的元老，曾任孙中山总统府军事秘书长兼大总统顾问，时任国民政府中将参军，在国民党内颇有声望；耿丹的弟弟耿心在张笃伦手下，任西昌行辕上校总务处长；张笃伦的二弟张仲宣是民社党的重要成员；三弟张笃侁时任军政部少将部附。张、耿两家在官场中人多势重，门势显赫。这对于平民出身、又一心想往上爬的徐远举来说，犹如苍蝇见到了美食，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他决心傍上这棵大树，打定主意追求一个耿家女儿，通过联姻攀上张、耿家族这个高枝，以求更多飞黄腾达的机会。

　　徐远举不露声色地先把感情的触角伸向耿家三女，结果没多久被耿、张两家察觉到情况异常，因徐远举是军统特务，耿、张两家也不敢轻易得罪，于是也不露声色地将三女出嫁。一计不成，徐远举自然不甘心，他生就了一个不安分的性格，转过头来，马上又悄悄地去接近耿家的另一个女儿耿德荫。耿德荫比徐远举小l1岁，正当二八年华，不仅貌美，温柔多情，而且受过良好的教育，举止风度颇带几分洋派，只是父亲早亡，虽有舅父接济，总不免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也十分渴望找个如意郎君，好有个依托和归宿。她见徐远举一身戎装，干练清朗，不苟言笑，谈吐大气，是她所接触到的少见的优秀人物，特别是徐远举往往不经意间目送款款深情，使她这个不谙世事的少女怦然心动。就这样耿五陀不知不觉地落入了徐远举精心编织的情网之中，两人经常结双成对出入舞厅、剧院。耿、张两家见状，想如法炮制三女儿的前事，无奈耿德荫已痴情满怀，只好同意他俩结婚。

　　徐远举与耿德荫结婚的事情被人告到了军统局。军统局有规定，抗战时期军统特务不许结婚，何况徐远举还是瞒着元配马紫英的二婚，相当于娶妾，更是犯了大规。本来徐远举为这事很难说会受什么样的严厉处罚，但由于毛人凤出手相救，使他度过这一关口。毛人凤当时是军统局本部的主任秘书，举报信首先被送到他那里。毛人凤虽然是戴笠的同乡和心腹，但他也有自己的野心，他长期在军统局机关坐班，对外勤事务很不了解，总想拉拢一些外勤负责干部，形成自己的势力圈子。　　他接到举报信后，就私下约徐远举到重庆，把信给徐看，徐吓得不轻，忙不跌地请毛人凤出手相助。毛人凤便指使徐远举绝口否认再娶之事，张、耿两家为耿德荫利益着想也帮忙打掩护，毛人凤便将此事以“查无实据”上报敷衍过去。后来，戴笠摔死，毛人凤与郑介民争夺继任军统局局长位置，徐远举虽然是郑介民引进军统局的，算是恩公，但他却在毛、郑之争中保持中立，致毛人凤最终获胜，徐远举以此报答了毛人凤的相助之恩。

　　徐远举的原配夫人马紫英得知徐远举另又他娶，曾大闹了一场，但见徐连连赔礼道歉，而当时社会上金屋藏娇之事比比皆是，自己又无所依靠，也只好忍气吞声。但马、耿俩人谁为正室，谁为偏房，仍未解决。尽管马自己坚持是正室，但耿家势力之显赫，岂有作妾之理。因此，徐远举回避此事，既和耿德荫朝夕共处，也和马紫英保持夫妻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维持到抗战胜利后，马紫英带着子女回武汉寄居于徐远举长兄徐俊人家，两人才算分居。1948年徐远举与马紫英办理了离婚手续。全国解放前，徐远举将马紫英及其子女送往台湾，托付给堂侄徐兴华。

　　徐远举与马紫英育有二子二女，长子：徐兴慰，次子：徐兴渝；长女：徐继秀，次女：徐继蓉。现分住于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

　　徐远举与耿德荫未有生育。耿德荫抱育了一养女，1951年前后，耿德荫曾携带养女到监狱探监并规劝徐远举认真改造。1954年12月，耿德荫要求与徐远举离婚，后经重庆市一区法院判决离婚。

　　徐远举狱中病故后，秦城监狱曾将情况告知了他家乡的亲属，通知他们来料理丧事，领取遗物。可是，徐远举家乡的亲属，解放后长期受他的株连，被阶级斗争搞得难以自保，对其本人也十分痛恨，既不敢也不愿到北京领取战犯的遗物，料理曾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的后事。

　　1975年后，原国民党保密局西南特区少将副区长周养浩获特赦到美国女儿家居住，正在美国的徐远举原配夫人马紫英，得悉后即去向周养浩打听徐远举的消息，才知已于两年前去世，骨灰尚在秦城存放，无人领取。马紫英念及旧情，即写信找到了徐远举的侄子徐兴楚，徐兴楚又找到原军统局军事情报处少将处长、特赦后任武汉市政协文史专员的鲍志鸿，请鲍帮助联系。1981年2月，徐兴楚从秦城监狱领回了叔父徐远举的骨灰，安葬于湖北汉阳县新农镇。

　　徐远举病故后18年，1991年3月，其女儿徐继蓉来大陆，要求开具一个证明，证实徐远举是在监狱关押期间病亡的，以便向台湾当局注销户口并申请抚恤金。她没有直接找到秦城监狱，而是找了文强。文强帮她给公安部写信，并转附徐继蓉的报告，事情很快办妥。徐继蓉离开大陆时，文强将徐远举跟其学作古典诗词所写一百多首中，自己认为有意思而记在日记本的仅存三首，抄录给故人之后以追怀留念。其中一首是《盼赦》，前面已经介绍过了，另外两首是：

　　 《言志》

　　我性何暴烈，我志谁可知？报国亦不易，雷锋是我师。

 

　　《咏菊》

　　我爱庭园秋菊红，如霞如火亦如焚。秋光灿灿西山静，野菊亭亭向晚风。（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