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青年-鹰犬将军-病死狱中的战犯

　　在北京战犯管理所，徐远举的编号是12号。在这里，他更加积极进步，主动痛悔罪恶，改造思想。

　　一次，监狱组织战犯到南京雨花台参观，看到烈士纪念馆里展出的那些革命烈士，有许多都是他熟悉的黄埔前辈，深受烈士为国为民的革命精神感染，更加痛悔自己走过的道路和犯下的罪行。在向烈士纪念碑献花致祭时，徐远举被选为致祭代表，由他呼号带领全体战犯行三鞠躬礼。行礼之后，徐远举忽然跪倒在地，痛哭不止，几乎昏蹶过去，最后由随行医护人员搀扶才走出烈士陵园。通过这次活动，战犯们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教育，特别是徐远举，在思想改造的道路上也大大地向前跨了一步。

　　徐远举以自己的体会，认为思想改造最有效的形式是小组讨论会和墙报，因此他在小组讨论会中总是抢着发言，他还参与主持《新生园地》墙报十几年，担任批评表扬专栏编辑，他秉性强悍，笔调锋利，而且他的笔头相当快，几分钟就可对某人某事写出一篇评论，边叙边议，揭发批评从不顾及人情世故，以致有人称他为十处打锣九处在“猎犬”，他仍不为所动，“笑骂由人笑骂，批评我自为之”。

　　原国民党上将、四川省主席王陵基，曾参加制造1927年在重庆杀害中共领导人杨闇公（原国家主席杨尚昆的哥哥）及爱国群众的“三·三一”血案，但他一直推卸责任，没有勇气作出交代。徐远举就在“挑战应战专栏”里贴出短文，质问王陵基为何不敢坦白承认自己是那次惨案的刽子手。王陵基气坏了，在背后大骂徐远举“龟儿子”，还到处传他作的打油诗，什么“上将不可当，宁愿挨一枪。特务万恶小鬼头，看你自己去遭殃”。第二天，徐远举又贴出一篇文章，说：“泼妇骂街者应该反省自责了，请问为何如此不讲理？难道撒野就可过不交代问题的关吗？我劝你老人家放老实些，面向自己认错，自觉进行思想改造。政府的政策是坦白从宽，知罪者不究，请你有理说理，有事实说事实，再不要做鸵鸟了！为了我们的共同进步，希望你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大家纷纷写稿，批评王陵基的顽固态度。在真理面前，王陵基嚎啕大哭，彻底承认了他在“三·三一”大屠杀中犯下的罪行。通过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王陵基的觉悟大大提高，徐远举也因此被誉为“打虎英雄”。

　　自1959年12月起，国家开始分批特赦国民党战犯，到1966年4月，已特赦了六批。国家特赦战犯，使徐远举更加坚信共产党的转变思想、给出路的改造政策，面对一批批送走的同狱战犯，他很清醒地知道自己罪孽太深，只有安心改造，以实行悔改行动才能赢得人民的最终谅解，但特赦战犯的政策，也使他对自己今后的新生道路充满了希望和期待。

　　1964年，政府组织几个特赦人员到秦城监狱给尚在改造的战犯作报告，介绍到各地参观的情况和感受，鼓励在押犯争取早日特赦。报告会后，徐远举拉着第二批特赦出去的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向他了解外边知不知道沈醉就是《红岩》小说人物严醉的原型，沈醉告诉徐远举说，外边不但知道，而且不少剧团、电影厂还让沈醉去介绍有关的情节，没有一点歧视。徐远举听后很高兴，他认为他出去也可以毫不避讳地说，他就是“徐鹏飞”。分手时，他高兴地握着沈醉的手说：“你等着为我接风吧，我相信我能争取特赦的。”这一年，他写成了彻底认识、反省自己罪恶的交待材料《我的罪行实录》，1997年，公安部档案馆将这份材料以《血手染红岩——徐远举罪行实录》编辑出版。他在文中说：

　　我血手染红岩的罪行，是震骇中外，令人发指的。

　　我沉痛地悔恨自己过去的罪恶。即使人民处以千刀万剐之罪，也难慰革命烈士及其死难家属的英灵于万一。

　　感谢共产党和毛主席改造人类、改造世界的宽大政策，将我这个危害人民、作恶多端、怙恶不悛的大刽子手，从深渊中拯救出来，给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的机会。

　　在政府的耐心教育之下：使我逐渐恢复了人性……使我分清了是非善恶，认识到谁恩谁仇。痛恨蒋介石将我由人变成了魔鬼，感谢毛主席把我由鬼变成了人……我坚决跟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走社会主义道路，虽然肝脑涂地，万死不辞。以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德于万一。

　　正当徐远举努力改造，争取重新做人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即使在与世隔绝的监狱里，也感受到了风暴震撼。学习的内容变成了姚文元之流写的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长期接触的可亲可敬的监狱干部成了牛鬼蛇神，一些对犯人的人道主义措施也取消了，一些已经特赦出去的战犯又被关进来，在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的情况下，徐远举感到特赦之路已成奢望，整个监狱被沉闷的空气笼罩着。

　　徐远举是战犯中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政治上最敏感的人。当“文革”之风刚刚刮到监狱之时，在一次学习会后，他心事重重地对原军统大特务、国民党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说：“我看这是一场难以估计的党内斗争。姚文元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卒，竟敢大放厥词，其中必有后台……预料大赦特赦都会告吹……”说完，他几乎要哭起来。他曾有计划写一部关于他如何爬上宝塔尖端而又如何跌落尘埃的自述，已经打好腹稿，“文革”的来临打破了他的计划。他说：“我不知文化革命要革到哪年哪月，这样长期革下去，我争取新生的唯一希望，眼看将成泡影。我虽死无憾，可惜我打好的腹稿，尚未写成文字。”

　　随着运动的深入，各地造反派跑到监狱来日以继夜地对战犯逼供，套取整斗老干部的黑材料，搞得大家苦不堪言，而徐远举因为当年所处的地位，自然成了重点对象，弄得他成天愁眉苦脸。一位很了解徐远举的军管人员托人带话给徐远举：“告知12号，一切相信党，服从真理，要做正直的人，切记不要顺竿爬。”有了这样的鼓励，徐远举虽然对前途很悲观，但他坚定地表示：“这样搞，只能生死由之，反正我只有用一条命来顶住，不能听别人指鹿为马地顺竿子爬。我的宗旨是：第一，要重历史，不能在共产党的脸上抹黑；第二，不能无中生有的冤枉好人，不给老干部抹黑；第三，不能胡编乱造夸大自己的罪行，也不给我自己抹黑。”同犯们对他这种连命都不顾的有原则、守信义的态度，非常感动，连平时对他抱有成见的人，也对他表露出钦佩。很多有来头的人和造反派，不顾秦城监狱的有关规定，点名要徐远举出具谁是叛徒、谁是特务等显然不符合事实的材料，否则将对他实行“专政”。对此，徐远举严格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出具的材料都是合乎客观实际的。他还对要材料的造反派的人说：“解放前我犯了罪，经过共产党的多年教育，我再不能犯罪了。”

　　徐远举虽然对“文革”非常反感，但在这段时间，他却练就了熟读毛主席语录的基本功。他平时对背诵语录、大摇红宝书的人，一言不发，既不赞美，也不否定。一旦到了批斗他的会上，谁引用语录来批判他，他立即引用一条予以回赠，如遇有人把语录念错了，他随之纠正，而且经人核对，一次也没有错过，可见他的记忆力之强。

　　1971年9月，发生了林彪外逃摔死事件，之后，很多党的优良传统又回到监狱管理中，狱中政治空气焕然一新。战犯们对新的人道主义管理制度，无不感激涕零，一致认为内乱即将结束，这是国家之福，人民之福，战犯前途也趋向光明。

　　长时间处于悲观状态的徐远举，在新的形势下，开始从愁城中跳出来，又显得乐观活跃了。他再三写报告，请求多派给他劳动任务，并在报告中注明是体力劳动。军管人员问他为什么要争取额外劳动呢？他回答说：“我是犯人中较年轻的一个，应该多争取一些体力劳动。我学习过《从猿到人》这本书，懂得劳动能创造一切，不劳动者不得食的道理……”经他再三请求，军管人员便分配他打开水和送饭。打开水要挑着大铁桶来往走两里路，送饭要过九道门坎，还要爬上三层楼。他不但干得乐哈哈，还夸口说：“我从此可望练成劳动人民的本事，否则哪里能叫做脱胎换骨的改造呢？”他还在生产劳动中抢重活脏活干，有一次在砖瓦厂抢装砖瓦时，很多人都冒着危险抢着干，由于窑温太高，有三人休克，其中就有徐远举。

　　这个时期，徐远举呈现出崭新的姿态。除加强政治学习外，他还拜师学理发，拜师学农艺，拜师学缝纫，拜师学作古典诗词……总之，他门门都钻，样样都学，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

徐远举跟文强学作古典诗词，数年不懈。开始时，他连平仄韵律都不懂，写出来的东西，全无古意，很不通顺，念起来味同嚼蜡。经过一段时间的琢磨和练习，加之他的天赋，慢慢写得像一回事了。他　　曾写了一百多首诗，其中一首叫《盼赦》：

　　人间无永寿，天地有常情。盼赦如饥渴，忧忧不欲生！

　　秉性难改　病死狱中

　　认识徐远举的人，都知道他有不同于一般的性情特点：争强，好胜，狂傲，性子急，暴躁，要面子又兼狡诈、奸滑、有心机。小时候，他经常与乡邻孩子吵嘴打架，徐远举从来不服输，有一次，一个大孩子欺负了他，为了报复，他邀伙一帮本家的孩子跑到那大孩子家里去，乘乱打烂了人家装糖果的玻璃罐才算解气。

　　文强第一次见到徐远举是1935年，徐远举才21岁，留下的印象是：一双鹞眼，鹰钩鼻，皮笑肉不笑的面孔，一个狂徒与怪人。当时，徐远举自恃是郑介民介绍加入军统的，眼睛长在头顶上，开口闭口不离介公、戴老板，其次是唐纵和顶头上司，除了这几个人，其他人都不在他眼里，说话也冲，人称“徐猛子”。军统局很多人都视其为“瘟神”避而远之。

　　也有人赞扬徐远举年轻有为，虽狂而有度，纵怪而不乱，所谓“大智若愚，大勇若怯”，认为他“狂得天真，怪得实在”，是“后生可畏的狂怪，恃才傲物的必然表现”。

　　在人生事业上，徐远举的这种性格，也表现为勤奋好学。1950年他在白公馆亲笔填写《案犯登记表》中，注明他的文化程度“相当于中学”，由于他读过私塾，文化底子比较敦厚，再加上刻苦勤奋，实际他的文化水平远不止此。1930年杨杰任陆军大学教育长时，他为了得到一套杨杰在陆大授课的讲义，曾在杨杰的办公处外守候了三天，但吃了闭门羹，后来恳托与杨杰相熟的文强转请才弄到一套，为此，他专门买了水果点心去感谢文强。

　　徐远举政治敏感很强，心志也大。抗战刚结束时，他就低眉顺眼地向一个老牌特务屡次求教攻心之术。问他为何求教时，徐远举说：“抗日战争的胜利得来不易，但预测前途，更重要的是与中共争取天下。望能传授一套反苏灭共的攻心之谋。”以此即可看出徐远举的谋略很深，也显露出他在政治上的反动本性。

　　徐远举是黄埔七期的毕业生，在特务组织中，同期同学很多都飞黄腾达了，但徐远举秉性倔犟急躁，经常夸口要凭本事吃饭，蔑视别人拍马屁，上下左右的关系处得不很顺利，戴笠多次想提携他，却又淡然了之。他进入特务组织很长一个时期，虽然得到了“忠实”二字的考评，仕途仍很艰辛。他曾十分伤感地说：“世界上无名英雄多于有名英雄，真有本事的多埋没在深山老林之中。”尽管如此，他依旧尽职尽责，不断接受戴笠对他的考验。

　　徐远举24岁起当了四年军统西昌站中校站长和禁烟督察专员，因年轻气盛得罪了地方军阀而去职，但由此让戴笠对他非常放心，随即将他派到成都，升任为经济检查大队上校大队长。由于又长了几岁，徐远举的社会阅历更加丰富，虽然30岁不到，但在这个任上，他已能吸取过去的一些教训，采取刚柔相济的手法来处理地方事务。

　　徐远举刚任经济检查大队长时，一些地方实力人物见徐远举不爱出头露面，以为他软弱可欺，因而暗地里我行我素，不把经济检查大队放在眼里。

　　新都县袍哥大爷吴绍章，靠聚赌抽头起家，竟当上了川康银行新都县办事处主任、县银行经理，后又经四川财阀刘航琛保荐，被聘为民食处顾问。他自恃有后台，利用手中权力套购粮食，操纵粮市。

　　徐远举侦知，首先拿吴绍章开刀。他派宪兵将吴绍章拘捕，吴绍章数年苦心囤积的40000多石油菜籽、6000多石大米，也统统被宪兵没收，颗粒无存。

　　川盐银行郫县分行主任陈仲虞、福川银行郫县分号主任叶柳溪二人，均为地方望族，且与川军将领有姻亲。他们私自囤积油菜籽7000多石、大米15000石，不开仓出售。徐远举得知详情后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二人也为此进了班房。

　　这些人物，都是徐远举派人预先摸底，认为有把握“搞定”，而对象的后台又把徐远举无可奈何的，他就这样做到心中有数，专挑软的捏，以树立自己在地方的权威。而对于后台较大，自己难以硬碰的对象，他就施展一些计谋。

　　一次，有人举报四川省防空司令部囤有大批棉花，意在从事投机。情报科将密报呈送徐远举，他看后愤怒地将报告摔在桌上，拍桌破口大骂道：“防空司令部系国军建制，竟敢无视国法，私囤物资，我非查它个水落石出不可！”

　　此后一连数天，只要他到大队部办公，开口就说要严办此案，可他就是迟迟不动手，拖了一周，徐远举才命令宪兵出动，此时，防空司令部内只剩下一二百斤烂棉花，其余的早就转移了，他遂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案，不了了之。原来，徐远举知道防空司令是川康绥署主任邓锡侯，副司令是川军高级将领陈离，惹翻了这两个人，会使退居重庆、正想笼络地方实力派的蒋介石为难。所以他故意先放出风声去，给对方一个下台的机会。而那些不知内情的部下，却都觉得徐大队长是条硬汉子，对他敬畏有加。

　　在成都经济检查大队的任上，徐远举把地方上的关系处理比较好，因此情报收集工作也开展较顺利，得到了戴笠的肯定，后来就把他调到局本部任行动处副处长，很快又将他晋升为少将。但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易”，沈醉的母亲曾评论徐远举说，此人生得圆眼尖鼻，其性必凶残，得志必暴戾，既不可得罪，又不可深交。

　　徐远举调军统局本部担任行动处副处长后，他判定已得戴笠重用，本性上就开始故态复萌，仅半年多时间，就与处长程一鸣吵过好几次嘴。其中吵得最凶的一次，是程一鸣因病没有上班，四川有一个县发现有中共地下党在活动，该县的特务请示可否秘密逮捕，徐便在请示报告上批语同意，结果主要人物跑了，只抓到一位刚入党的。程一鸣认为没有抓到主要人员，是批文时考虑不周到。徐一听很生气，顶了程几句，程更气恼，便骂了起来。徐也不客气地大嚷：“我不是叛徒，再想找我的麻烦，也不能说我包庇共产党。我是从特务处开始就参加工作的，不是别处并进来的！”没想到这几句话狠狠地刺伤了程一鸣。因为他本是由中共派到苏联学习的，回来后叛变当了特务。徐远举拿这些话来揭程的老底，程更气愤异常，但又不敢再吵，怕徐进一步揭他的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