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47年11月到1948年9月，中共川东临委领导的三次武装起义均以失败告终。

　　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中短短的一段，它同所有革命斗争史一样，记载着许多抛家别子，流血牺牲的动人故事，这是创建新中国的艰苦历程中，无法避免但又必须的历史祭奠。

　　刘石泉烈士，是被派到合川金子乡，配合陈伯纯同志建立“两面政权”的，因陈是乡长身份，不便于做下层群众工作，刘石泉便以乡公所“师爷”的身份为掩护，大量接触群众。他遇到别人生活困难，总是倾囊相助；见到老人，他问寒问暖；碰上青年，他谈的是现实生活和未来的道路；若是家庭主妇，说的是油盐柴米，生活的艰辛；遇到小孩，他总是亲热地摸摸脸蛋，表扬鼓励；遇到不平事，主动出面干预。因此，在金子乡受到乡民们尊重，他便趁机在乡民中组织农会，办夜校，领导“三抗”斗争，发展组织。

　　起义失败后，刘石泉在遍布特务的重庆，肩负着安置转移出来的同志这一困难、复杂而又危险、艰巨的工作，他曾卖过冰糕，卖过报纸，减轻组织负担。

　　当听说出了叛徒，一些同志被捕时，有同志劝他撤退，他说：“咱们随时都有被抓的危险，是得作好准备，不瞒你说，我正在练习坐老虎凳，练得可以经得住三匹砖了。”

　　他被捕后，老虎凳上垫在他脚下的砖远不止三匹，敌人还用了电刑、吊打、灌辣椒水等等，这个铁骨铮铮的硬汉子至死也咬紧牙关，连哼都没哼一声。

　　他牺牲多年后，合川金子乡农民有的仍保留着三餐给他敬饭的习惯。

 

　　在牺牲的烈士中，有许多是夫妻、兄弟、叔侄。

　　1947年，四川大学毕业的唐虚谷与妻子张静芳带着最小的孩子来到万县乡下偏僻的龙驹坝开设“利普客栈”。

　　唐虚谷一介书生，戴着瓶底般厚的眼镜，1935年他带一支农民军与杨森部队作战，因走不惯山路，将腿摔伤，被人用滑竿抬回来，乡亲编了一首歌谣取笑他：“秀才将军，戴副眼镜；坐起滑竿，冲锋陷阵”。此后他非常注意锻炼自己，到1947年，他随游击队夜行军，不用电筒、拐杖，小伙子也跟不上他。张静芳此时扮作“老板娘”，亲自上灶做菜，一如当地农村妇女。他们还有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只好交给亲戚抚养。他们给孩子分别取名不屈、不疑、不华、不畏，希望他们长大后象父母那样“威武不屈，坚贞不畏”。在地下党交通站“利普客栈”，每天来往的人很多，他们的小女儿唐不畏因在红岩村呆过，总是要扭秧歌，唱解放区的歌儿，为了避免暴露，夫妻俩一商量，一咬牙狠心将5岁的小女儿吓唬一番，关进后院一间屋里，不许吱声。夫妻俩被捕牺牲后，四个儿女被当地农民掩护下来，他们长大结婚后，他们的孩子又分别取名要刚、要强、承烈、承志等。

 

　　大竹的徐永培、徐相应既是战友，又是叔侄。徐永培比徐相应大两岁，在育才学校读书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学得好，又沉着老练，文章写得也很漂亮。徐相应则更喜欢音乐，会弹钢琴，会作曲，打仗间隙，经常教大家唱反蒋歌曲。1949年6月9日，徐永培、徐相应等被敌人包围而被捕。叔侄俩一同被关在大竹城敌军营部，受尽酷刑，接着向他们劝降，许以高官，徐永培嗤之以鼻：“我决不会做你们那种压迫人民的官！”又要徐相应去教敌兵唱歌，他尽教士兵唱反蒋歌曲。

　　幼失父母的徐相应，由姑母抚养成人，姑侄情深义厚，姑母多次求见，均不被允许。后为了让姑母劝侄儿“改邪归正”，允许他们见一面，老姑母看着遍体鳞伤的相应儿，悲痛欲绝，相应先安慰姑母说：“我死了，只少一个，还有十个、百个、千个和我一样的侄儿来照顾您。我死后，把我埋在大竹城南门外高坡上，好让我看到胜利的红旗插上大竹城，看到解放军浩浩荡荡开进大竹城。”

　　7月16日下午，大竹全城杀气腾腾，敌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全副武装布满街上。徐永培、徐相应同志从两头分别被押往东门会堂，眼看敌人要下毒手了，叔侄俩抓住最后一次机会，在刑车上大声向沿途围观的群众演讲，高呼：“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活捉罗广文、活捉雷鸣！”“中国共产党万岁！”敌人吓得目瞪口呆，用枪托打他们，鲜血从嘴里涌出，带血的口号声在空中回荡，两位同志在敌人罪恶的枪声中倒在草坪之上。

 

　　神枪手陈尧楷同志，在1949年7月敌人大清乡时被包围，他腿上受重伤，在张家乡的铁厂沟狭谷中被围困整整7天7夜，他与部队失去联系孤军作战。在第8天，刚一出来，被敌人发现，又是一阵猛烈射击，最后只剩下一颗子弹了，眼见敌人已近身边，身负重伤的陈尧楷同志，为了不被俘，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他牺牲后，敌人还不敢走近搜索，过了好几天，才找出英雄的遗体，敌人先割下耳朵，再割头，割两只手膀，然后抬去请赏，罗广文命令把被分割了的尸体再缝合拢来，赤裸裸地在大竹城内抬着游街示众，残忍万分。

 

　　那场轰轰烈烈的上、下川东武装起义过去已快半个世纪了。那中间的波澜壮阔，豪情万丈，壮怀激烈，仍然让人心潮起伏，情思跌宕，但武装起义本身及参加者在以后又走过了一段怎样的路啊！

　　“文革”期间，江青的几句“川东地下党没有好人”、“华蓥山游击队根本糟得很，活见鬼，没得那回事”，让多少英雄的灵魂不得安宁，让多少烈士家属受尽折磨。

　　从1930年便跟随丈夫廖玉璧上华蓥山打游击，当时名震一方的“双枪陈三姐”陈联诗同志，为革命不仅献出了丈夫，连儿、女、女婿都是地下党员，儿子廖亚彬是华蓥山游击队七支队三中队指导员，参加了岳池伏龙起义，起义失败后，陈联诗和女儿、女婿冒着生命危险安排了不少转移出来的同志。解放后，她和一批老党员一起被强行劝退出党。女婿林向北同志也成了“右派分子”。陈联诗去世前拉着女儿的手说：“你爸爸的血，还有你那么多叔叔伯伯的血，都白流了吗？”“难道我这个为党奋斗了一辈子的人，到死都不是一个共产党员？”

　　虎南大起义中南岳中队队长邓兴丰卖掉家里的田产，为游击队购回造枪工具，被捕后关押在重庆白公馆，1949年11月14日牺牲。“文革”中被定为叛徒，他的八旬老母和妻子、子女背上了黑锅，直到1979年才得到平反，他的老母亲每个月才可以得到7元的补助。

　　七支队政委杨奚勤，新婚三天，便告别妻子，走上武装起义战场。在水洞湾战斗中，身先士卒，端起冲锋枪向敌人阵地猛扫，不料被敌人机枪射中，当场壮烈牺牲，牺牲后敌人将他的遗体示众三天，后来附近的农民将他的遗体就地掩埋，解放后遗骨迁葬武胜烈士陵园，他的父亲接到了政府颁发的烈属证书。“文革”期间，杨奚勤烈士一夜之间成了假烈士，墓碑被掘出捣毁，烈士的父亲被戴上地主帽子，查抄生活资料，并被殴打致死。其弟被“勒令”回乡劳动后，又被造反派活活打死。

　　华蓥山游击队到底是真是假？是对是错？客观地谈，在1948年《挺进报》被破坏和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时候，在对付时局上，存在着不顾客观条件在武装起义问题上有举措失当的问题，但从历史的角度看，这是在革命历程中无法避免的一种历史祭奠！

　　对于这段历史，1982年10月，中共重庆党史工委召开了“重庆暨川东地区解放战争时期党史资料座谈会”，会上那些由枪林弹雨中走过来的老同志，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回顾了川东武装起义的前前后后，许多人感慨万端，以后重庆党史工作者又坚持不懈地搜集各方资料。

　　原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同志认为：

　　 关于这个时期的工作，钱瑛同志分析了解放战争形势，四川是国民党兵源粮源的重要地区，为了配合解放战争的发展要求，四川地下党委在大巴山南边开辟第二战场，开展武装斗争，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既可动摇国民党的后方，又配合大巴山北面人民解放军进军四川。城市地下斗争要为农村武装斗争服务，输送干部，提供情报，运送物资等。实际上这种分析是不准确的，因为大巴山北面并没有解放军大部队，解放军主力在这时还不可能进军四川。而且要开辟第二战场，我们主力力量也还不够，需要积蓄力量作好准备，但是我们在四川对全国情况了解不够。王璞回川传达了上级指示后，我们就按此执行。

　　王璞是湖南人，抗战时期到四川，是个好同志，斗争是坚定英勇的，但是比较主观急躁。他按上级指示搞武装斗争是对的，但是要创造条件，不能想搞就搞得成功。当时条件尚不成熟，他急于搞武装斗争，在当时川东临委和他的主张和推动下，在川东搞了三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

（《川东地下党的斗争》：《解放战争时期在川东地下斗争的简要回顾》）

 

　 　一九四七年秋至一九四八年，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革命情绪很高，形势本来很好，但是由于重庆市这样敌人严密统治的大城市中作地下斗争，在重庆这个局部地区则仍是敌强我弱的，更应注意斗争方法和斗争策略。

（烈士陵园档案B245：《访邓照明同志记录》）

 

　　原四支队司令员陈伯纯同志认为：

　 　至于说对这次武装斗争怎样来看，不妨谈点我直接的感受。党中央、南方局、川东临委有指示，要我们干这个工作，配合解放战争，打击敌人，牵制敌人，把队伍拉出来，这也是群众的要求。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兵源、粮源主要靠四川，苛捐杂税繁重，通货膨胀，法币贬值，物价飞涨，到处抓丁、催粮，砍手指、弄瞎眼睛，妻离子散，真是民不聊生，鸡犬不宁，发动组织起来的群众就跃跃欲试，群众要求揭锅盖，要求自己的组织同反动势力作斗争呀！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就公开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它谈到：“在本军未到之处，则自己拿起武器，实行抗丁抗粮，分田废债，利用敌人空隙，发展游击战争。”这是党中央的公开号召。所以，我们是按照党中央指示，按照南方局、川东临工委的指示在那里领导农民进行武装斗争，而且川东临工委书记王璞亲临前线，直接领导了这场斗争。看来是必要的 。至于具体规模的大小，时间的早迟，是否一定要扯旗号，等等。那些都可以研究啊，那里的经验呀，教训呀，都需要总结。

　　我是亲自参加这个事变的，把情况如实地反映出来就是了，提供些史料，千秋功过留与后人去评说。

　　怎样评法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呢？是不是应当把这场斗争放在全国解放战争中来看，从当时的时间来看，在那么个时代，淮海战役还没有打起来，淮海战役以前那么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从整个战略观点来看，不要把它孤立起来看。是不是这样来考虑比较合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对历史的是非，是不是不能从局部的一时一地的挫折来评定，是不是不要简单的以成败论是非，还要区别大是大非与小是小非，不要混淆，更不要颠倒。

　　将来对这个历史的记载，恐怕还是记主要的，记录怎样斗争，在那个时代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影响，记录那些英勇的斗争和壮烈的献身精神，人们需要吸取什么样的历史营养，也有史可查，恐怕主要的不是忏悔，不是叹息，而是进取。

　　今年（1982年）春天，我在岳池参加党史资料会时，去武胜扫过王璞、杨奚勤烈士的墓，前不久，在全川参加同样的会议时，我们又去扫了墓，我在致词中讲了这样几句话：

　　血写的丰碑，胜过墨写的谎言。

　　血写的丰碑，将长留人间。

　　血写的丰碑，将与英烈们为之奋斗终身的伟大事业共存！

（《永川地方党史资料》：《陈伯纯同志谈华蓥山武装斗争》）

　　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成为了历史，千秋功过后人评说。今天，许多人有可能无法了解过去的那段历史当时的情景，但是在重庆解放的这个历史时期，参加川东武装起义的那些革命者的血染红了今天我们的这面五星红旗。正是最艰难、最险恶的时刻，最能反映革命者的精神风貌。

 

　　川东武装起义失败和《挺进报》事件之后，川东地下党同志并没有被打倒，他们掩埋好战友的遗体，擦干身上的血迹，为迎接重庆解放又投入到新的战斗中

 

　　1949年2月，重庆爆发了反饥饿、争温饱、争生存的大规模学生运动。运动首先从大学师生罢教罢课开始，接着各校陆续加入，要求增加工资。3月17日，4000余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运动逐渐从经济斗争发展为政治斗争。4月1日，南京发生了屠杀学生事件，重庆学生进一步掀起了争生存的斗争高潮，并于4月21日举行了全市抗议示威游行。通过“四二一”运动，动员了群众，学生中涌现出大批积极分子，为迎接解放保护城市作好了思想准备。

　　从1949年初开始，根据上海局指示，川东地下党的部分干部被陆续调到香港学习，4月、5月，川东特委负责人肖泽宽、邓照明分别奉命赴香港学习，后转入解放区。川东地区工作，由刘兆丰、卢光特、李治平、李培根负责。

　　这一时期，为了防止出现新的问题，对于发展党员控制得比较严格，而是建立了“重庆新民主主义青年联谊社”、“重庆青年学生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等平行的地下外围组织，到解放时，各外围组织成员约千余人，这些组织在各项斗争中，特别是学生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东地下党部分干部进入解放区随部队到武汉后，由钱瑛主持，对四川地下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川东党的干部肖泽宽、邓照明、黄友凡、李家庆、江伯言、赵隆侃等参加。除了对1947年以来川东党的工作进行总结外，钱瑛还指出：川东地下党目前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城市，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江伯言《传达钱瑛同志对保护城市配合接管迎接解放指示的一点回忆》）组织群众保护城市，主要是保护工矿、企业、机关、学校、仓库等，不能让敌人破坏；接管城市的方针是原封不动，保护好档案财产，将来有计划、有步骤的接管；配合接管，抓紧了解情况，包括敌人的党政、军、警、宪、特情况及经济情况；搞好统战工作和策反工作，团结一切民主力量，对反动派党政军人员要反复宣传政策，给他们出路；保存力量，停止武装起义，对被捕的党员和进步群众，千方百计进行营救；停止发展党的组织，切忌暴露；解放军进城后，党员要向组织部门报到，听候安排。

　　1949年上半年，全国形势起了很大变化，为了总结工作和部署下一步工作，7月，川东党在重庆临江路45号召开了一次负责人会议，除刘兆丰、卢光特、李培根、李治平外，还吸收了蒋仁风和熊扬参加。这次会议主要回顾了前阶段的工作，分析当前形势，研究组织调整和宣传教育工作，讨论营救关押在军统集中营战友的办法，决定加强统战和策反工作，布置调查研究和护厂、护校、护城和抗丁、抗粮、抗税等工作。

　　9月，江伯言回到重庆，传达7月武汉会议精神和钱瑛的指示，特别强调：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川东党的任务是保存力量，保护好城市，以迎接解放，配合接管。

　　越是临近全国解放，敌人越是疯狂，川东地下党同志更是惦记关押在军统重庆集中营难友的安全。在对敌策反的基础上，又抓紧对战友的营救。负责渣滓洞警卫的“内二警”中队长贾希夷，曾参加过南昌起义。川东地下党组织派了张平和、杜文举、陈力洪三个党员，通过贾希夷打入“内二警”当兵，以便摸清渣滓洞的外围警卫情况，里应外合，解救狱中同志。不久，他们送出来一张地图，标明了从歌乐山、童家桥、24兵工厂到白公馆、渣滓洞的线路和沿途的警戒线，同时又注明了内部的警戒线、岗亭、哨所和军械仓库、营房住地、兵力布置等，此外还试图通过用金条赎人的办法救出一些战友。可惜的是，在两项营救工作正紧张进行准备时，敌人在11月27日进行了大屠杀，营救未能成功。

　　蒋介石的几个老兵工厂，多在抗战时期迁到重庆，重庆是他们的兵工基地，重庆解放前他们一定会对兵工厂进行破坏。到10月下旬，有的工厂已经开始解雇遣散职工，群众害怕失业，要求维持生产和保护工厂的情绪很强烈，地下党同志针对群众的情绪，在工人中提出“工厂、机器是我们的饭碗，丢了就挨饿”、“工厂是我们的家，刀枪来赶也不走”的号召，收到较好效果。11月初，成立了由王尧弼、刘家彝、黄友尚组成的护厂领导小组。11月28日，敌人派交通警备旅包围了21兵工厂，强行运进数百包炸药，放在发电所和工具所、步枪所等地，同时敌人又封锁了嘉陵江面，全厂戒严，扼守各交通要道。交警刚撤离，工人群众就开始拆除炸药，工具、步枪两所尚未引爆就拆完了。万东康在敌人围厂准备爆破时，他担任机修所看守，敌人令他离开，他坚持不走，令他抬炸药，又毅然拒绝，被特务打成重伤，英勇牺牲。29兵工厂党员刘家彝以厂“应变委员会”委员身份，积极推动各分厂成立了护厂队，一所发电厂负责人简国治除组织了护厂队外，还组织人员在发电厂周围架设了电网，防范敌人破坏。11月28日下午，国民党国防部派驻大渡口爆破指挥官陈海初进厂，要求全厂立即停产，所有员工一律离厂回家。29日晚，敌人运来两木船炸药，安放在工厂重要部位。30日凌晨，工人纷纷自动跑回厂，简国治等人发现车间重要部位都装了炸药，并接上了雷管，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简国治动员大家：不要怕，搬走炸药就无危险了。在简的带动下，工人们立即投入紧张地搬运炸药的战斗。大家排成长龙，争分夺秒地把一箱箱炸药传运到距离厂房较远的空地上，简国治等技术人员则在炸药堆里寻找引爆器。搬完了锅炉房的炸药，大家正在搬发电机房的炸药时，突然一声巨响，炸药爆炸了，正冒着生命危险抢运炸药的刘家彝、简国治、古传贤等17名同志壮烈牺牲。护厂斗争保全了重庆市的大部分兵工厂和重要的电力设施，解放后，经过及时抢修，各工厂很快正常运转起来，使敌人的“重庆市三年无法生产”的阴谋破产。

　　统战工作早在抗战时期，在周恩来和南方局领导下已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此基础上，通过党员和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在参议会中活动，逐步壮大了势力，在抵制极端反动分子周懋植充当参议长；策动参议会上层人物制止镇压学生运动；揭露国民党利用“九二”火灾，嫁祸于共产党的阴谋；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停止征兵，以揭露其假和谈的骗局等方面，都取得了胜利。在其它中小城市，也争取到一批人的支持，如荣昌县参议会议长余际唐、江津县议长夏仲实、綦江县参议会吴举宜、丰都县戴问渠、南川县周游等都通过当地党组织的工作后，改变了立场，转向同情革命，并为革命工作贡献了一定的力量。

　　10月，曹德渊、高允斌、张晓云、邹隐樵、汪克明等几人通过地下党朋友与蒋仁风联系上了，曹德渊在二战时入过党后脱党，此后混迹于文化界，活动能力强，为人较正派，有一定号召力。高允斌是《商务日报》总经理，依靠康泽的关系挤进了重庆政治、文化、工商界上层，在军、政、三青团、袍哥、工商界都有相当地位。通过高允斌，蒋仁风又分别与重庆市参议会议长范众渠、市商会会长蔡鹤年、柯尧放等人见面，做通他们的工作，他们都表示愿意接受地下党领导。蒋仁风同意他们组成一个实际的联络中心“迎接解放筹备小组”，不挂牌、不集会，以个别方式联络，对外则用参议会的名义。经过一段时间准备，对保护水电、筹集生活物资、控制交通工具方面均进行了分工。

　　11月，蒋军嫡系在渝主力调前线迅速被击溃，杨森对重庆城市的存毁可以起重大作用，特务死党极欲拉杨森承担破坏重庆的工作，毛人凤、徐远举说：“杨森是重庆卫戍总司令，把（破坏重庆的）责任放在杨森身上，一切就好办多了。”（据卢光特《一九四九年下半年重庆地下党的策反工作纪事》）但与川东地下党有联系的杨森秘书反映，杨森对破坏重庆不甚积极，似有争取的可能。　　川东地下党通过鲜英与工商界分别做杨森的工作。鲜英是民主同盟的重要成员，得知川东地下党的计划后，愿意冒险一试，他通过关系与杨森打通了关系，得知杨的矛盾心理，便通过可靠关系径直转告杨森，党的基本条件是：不破坏重庆市；保护政治犯；率部起义；活捉蒋介石。鲜、杨见面时，杨森表示：国民党败势已成，但他身不由已，且对共产党有疑虑，只保证不破坏重庆市区，和在他走后由喻孟群、杨汉烈率部起义，其余婉言推却。在此之前，市参议会长范众渠即与杨森商议过市区安全问题。杨默认范出来维持秩序，迎接解放，他表示不烧重庆，也不勒索，但要美丰银行付他十万银元，经过做工作，实付三万。对杨森的工作，为保全重庆赢得了时间。

　　贵阳解放后，原警卫重庆市区的蒋军，调南岸前线设防，城内仅余廖开孝部。廖曾在川军当过师长，是杨森委任他为重庆反共保民军第一师师长，该部士兵多系市内工商界从业人员或区县街道的自卫队改编而成，中级军官多系区长兼任，易留难走。工商办曾想廖师维持治安，而廖坚持要取得杨森同意，迟迟未下决心。11月中旬，解放军接近重庆，经汪克明策动，廖开孝及参谋长段举之同意起义，接受地下党提出的维持城内治安，防止散兵游勇、地痞流氓骚乱，和布防小什字，横截下半城，配合解放军渡江两项任务。

　　高允斌则承担了策动陈鸿模起义的工作。陈与高是同乡，黄埔五期学生，此时任国防部独立364师师长，驻合江，负担江防任务。参谋长江硕朋为民盟成员，在高允斌策动下，陈、江二人来到重庆，与蒋仁风见面洽谈起义，他们还请求派人指导。后来，陈鸿模部战场起义，为解放军渡江拉开了缺口。

　　重庆地下党早些时候就派了党员打入市警察第四分局骡马店分驻所，11月中旬取得局长赵之梁、所长封放君的支持，开始以该所为据点，筹组“渝警解放大队”。28日开始向新闻界透露消息，开始行动，它的任务是争取巡官、警察留下来，在混乱时不离岗位，执行勤务，反对破坏。结果有200人参加，并与市商会取得联系，它与廖开孝师配合，为维持市区秩序做出了贡献。

　　在解放军入城前三天，重庆一区至七区（即现在渝中区）即由地下党实际控制。商会则按照策反指挥部的要求，于27日起开始夜巡，保护了城市治安。在这三天的真空时间里，城内无抢劫、无火警，交通正常，市面稳定，准备和控制了支前物资、车船，以保证解放军渡江进城时，军需民用有求必应。

　　11月30日凌晨，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三兵团11军32师95团直逼长江南岸，左翼迂回部队，由李家沱过江，经杨家坪、大坪至沙坪坝，对重庆市区形成合围之势。当日下午2点，川东特委派卢光特、范众渠等各界代表乘坐民生公司的小火轮“民运”号，过江迎接解放军。卢光特代表川东特委与解放军接上关系，下午7时，解放军进入市区，重庆解放。

　　12月初，解放军与川东地下党举行会师大会。至此，川东地下党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此时全川东有地下党员一万多人。

　　在最后的决战时刻，川东党组织不是在遭受破坏后无所作为的情况下获得解放的；而是经过清理恢复，得到发展，在斗争中迎接解放的。川东地下党的历史足以说明，川东地下党的大部分党员是无愧于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的称号，川东地下党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英勇奋斗，屡仆屡起，在许多重要的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有过失误，有过挫折，也有不足，但这都不能抹煞它的光辉。（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