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东地下党的提法是因历史原因而形成的。原四川东部地区，主要指包括华蓥山地区的合川、江北、岳池、广安、渠县、梁山（即梁平）、邻水、大竹等县和下川东的万县、巫山、巫溪等县。20世纪90年代末期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原川东地区大部分成为重庆辖区，加之原川东地下党活动历来以重庆为中心展开，川东地下党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重庆地下党的历史。因党史研究的需要，我们在此文中仍使用历史上的提法。

　　早在1922年10月，由周钦岳任书记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重庆地方团成立，这是重庆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组织。1926年初，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成为全川党的统一领导机关。此后，四川省的中共领导机关交替设立在重庆和成都，为了便于工作，当省委在重庆时，在成都设立川西特委，具体领导川西的工作，当省委在成都时，在重庆设立川东特委，领导川东的工作。

　　抗日战争以后重建的川东地下党，一直到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就其组织和活动的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时期：

　　一、1937年至1939年，为重建和大发展时期；

　　二、1940年至抗战胜利前，为实行“隐蔽精干”方针时期；

　　三、抗战胜利后，为民主运动大发展、党的组织大发展时期；

　　四、1948年，为因刘国定、冉益智叛变和上下川东武装起义失败造成大破坏时期；

　　五、1948年秋季至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为大破坏后的清理恢复组织，贯彻“迎接解放，配合接管”方针时期。

 

　　20世纪30年代后期，川东地下党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进入大发展阶段/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选址红岩嘴，是川东地下党组织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战陪都重庆的斗争史上写下的光辉一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由于党内“左”倾错误的领导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南方各省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革命力量受到很大损失。但在南方各省仍有少量的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仍在坚持斗争。

　　1935年，四川省委驻重庆的川东工作组长张郅在成都被捕叛变。红四方面军驻重庆交通站负责人吴世敏等在成都与省委联系工作时被捕。5月，省委书记刘克谐在成都被捕叛变，并带领特务到处抓人，破坏党的组织。到5月底，全川除个别地方党组织保存外，其余均遭破坏。

　　随着日寇的侵略加剧，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中共中央发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沈钧儒、邹韬奋等在上海组织了救国会，主张抗日救国，成立联合战线。漆鲁鱼等失掉关系的党员认为，重庆已没有党的组织，不能坐等党组织来找，只有自己行动起来，才容易找到党。漆鲁鱼开始在《新蜀报》写社论，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的文章，形成了《新蜀报》和《商务日报·副刊》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不断扩大团结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由于重庆没有党组织，漆鲁鱼等深感必须有个领导组织，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6月，在漆鲁鱼寓所秘密成立了“重庆救国会”，推选漆鲁鱼为总务干事，侯野君任组织干事，温嗣翔为宣传干事，陶敬之、饶友瑚为干事。

　　重庆救国会的活动和影响日益扩大，形成重庆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力量，逐步建立了学生救国联合会、妇女界救国联合会、职业青年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文艺界联合救国会、自强读书会、民众歌咏会等群众性组织，在抗日救亡运动中，成长了大批干部，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7月，救国会以《商务日报·副刊》的名义举办“新文字暑期讲习班”，主要讲述国际国内形势，宣传抗日救亡主张，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社会发展史和辩证唯物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报名参加学习的有70多人，其中有20多人成为各界救国会的主要骨干。其后，救国会陶敬之在《商务日报·公共园地》上开辟专栏，引导职业青年就国家命运、民族解放、个人前途等问题进行了较长时间的讨论，团结了一批积极分子。11月，救国会以重庆文化界的名义召开“鲁迅先生追悼会”，各界人士300余人参加，推动了重庆文化界进步力量的联合，同时还发起声援上海救国会“七君子”的活动。在当时重庆50多所中等以上学校中，学生救国会影响占优势的达40多所。

　　1937年5月，重庆文化界救国联合会公开成立，与其它各界救国会广泛开展抗日宣传。在此期间，除《新蜀报》》、《商务日报·副刊》外，一批宣传抗日救亡的进步报刊发展起来，主要有《齐报》、《四川日报》、《人力周报》、《诗报》、《春云》、《银行界》等，抗日救亡舆论阵地大为加强，抗日救亡的声势不断壮大。

　　救国会开展工作需要经费，但救国会并无经济来源，全靠社会资助和骨干成员的薪金收入，在这一段时间，漆鲁鱼把在《新蜀报》领到的薪水的百分之六七十均用在救国会的工作开展上。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全国范围的抗日民主运动逐步兴起，特别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以后，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威信迅速扩大。

　　1937年下半年，党中央陆续派人到南方各省恢复和重建党的组织。

　　漆鲁鱼等人在重庆的积极工作引起了党组织的注意。10月，中央特派员张曙时派人到重庆与漆鲁鱼取得联系，恢复了漆鲁鱼、杜延庆、何实嗣、郝威、黄亦人等人的党籍，建立了中共重庆干部小组，漆鲁鱼为组长。重庆干部小组是重庆1935年党组织被破坏后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

　　这年冬天，党中央从延安派邹风平、廖志高加上《新华日报》成都办事处负责人罗世文，成立了“中共四川省工作委员会”（简称省工委）。经省工委批准重庆干部小组改为中共重庆市工委，工委书记漆鲁鱼，组织委员杜延庆，宣传委员郝威。

　　1938年春，罗世文来到重庆检查工作，并为工委同志上了党的建设的课程。不久，罗世文与邹风平去武汉接洽工作途经重庆，根据党中央提出的《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认为重庆的群众基础好，在抗日高潮到来的情况下应大量发展党员，市工委根据他们的指示进行了讨论，把吸收党员的尺度放宽了一些，不到几个月，就发展了数百党员。6月，省工委派廖志高到重庆，主持重庆、川东一带的大发展工作，在重庆市工委基础上成立了中共重庆市委，市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杨述，宣传部长漆鲁鱼，执委黄亦人、郝威、王一清。重庆市委受中共中央长江局领导，并下辖中共涪陵特支和綦江特支。9月，市委设立工人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和海员工作委员会，书记分别为王一清、杨述（兼）、黄亦人。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长江局放手发展党员的指示，并逐步建立了市内各级党组织。市委成立时，全市党员仅60余人，6个党支部，到10月底，市委所属党员900人，其中市区650人，58个支部。同时，重庆市委还在川东地区发展党的组织，重庆市委所属的市外党员250人中，分布在北碚特支，铜梁、丰都县委，邻水、大竹、合川、江津、綦江、大足、石柱、涪陵特支中。

　　1938年1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召开扩大会议，廖志高作为省工委委员和重庆市委代表出席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四川省工委，分别在成都和重庆建立川西（川康）特委和川东特委。

　　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组织部长李应吉，宣传部长漆鲁鱼，工委书记王亦清，青委书记杨述，妇委书记陈奇雪，秘书长李维。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下属城区区委、沙磁区委、下城区委、新市区委、化龙桥区委、江北县委、巴县工委，以及海员工委。川东特委下属组织先后还有巴县中心县委、北碚（合川）中心县委、万县中心县委、丰石中心县委、梁大中心县委、泸县中心县委、宜宾中心县委（1939年10月划归川康特委领导）、南充中心县委（1939年9月由川康特委划归川东特委领导）、涪（陵）长（寿）忠（县）丰（都）石（柱）5县工委，以及荣昌县委，綦江县委和一些直属支部。

　　这一时期，是川东党的重建和发展时期。由于先恢复关系的党员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的积极努力，党在国统区群众中的威望很高，许多进步青年争相加入党组织，川东党在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骨干分子中发展了一大批党员。

　　林蒙在《1939——1940年间的川东特委的一些情况》中回忆道：

 

　　当时青年入党，绝大多数是在抗日高潮中，经历了从最初接触进步书刊起到搞读书会、办墙报等低级活动方式到参加救亡团体，投身抗日救亡群众运动的过程中，被党员发现而与之交往，建立战斗的情谊，然后经培养入党的。也有不一定参加救亡运动，他们受进步读物的影响，不满现状，追求真理，经发现，培养入党的。上面两部分人入党后，他们往往又把自己的私人关系——比如朋友、师生、亲戚中，思想一致，信得过，想找党又苦于无门路的人设法介绍入党。那时，党在青年中威望高，党员发现有入党要求的积极分子时即加以培养，并在党的支部（小组）会上研究，认为培养成熟时，介绍人才向要求入党的人“开门”，所谓“开门”，即介绍人向要求入党的人暴露自己党员身份。进行这项工作时，还要讲究点艺术。如果“开门”早了，对方一时犹豫不干了，那就在群众中暴露了自己的党员身份，不利于隐蔽，较好的办法是：对方有找党要求，自己别先“开门”，可同对方说我也想找党，于是相约共同找党。等到把这个人培养成熟了，对方比较坚决又未发现什么问题时，就对对方说，我找到党了！这就稳妥得多。这种作法，实践证明，效果良好。

　　党员入党具体手续是：本人申请，经支部通过后，即请上级派负责人按事先约定的时间、地点，由介绍人引见，给这个新入党的同志行入党礼。其实“入党礼”并无任何仪式，也没有任何文字档案记载，只由上级和新党员作一次谈话。谈话内容包括什么是共产党，党的当前政治主张，党的民主集中制，党的纪律，批评与自我批评。新党员行入党礼后，即编入相应支部。一般是按其所在单位编，有的按同行业编。如党员少，所在单位未成立组织的，即编入附近支部或采取上级个别联系的办法。

　　至1939年9、10月，川东特委所属党员约3600人，是川东地区党组织空前壮大的时期。

 

　　随着抗日战争进程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撤销长江局，组成南方局，由周恩来、博古、吴玉章、叶剑英等人组成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班子。重庆原八路军通讯处改称联络处，加上从武汉撤到重庆的和从延安新派来的，组成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1939年1月，南方局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迁往南京，这期间，川东地下党一直在南方局直接领导下工作。

　　党的机构扩大，人员增加，原市区内棉花街和机房街的八路军办事处已无法容纳，周恩来将南方局选址的任务交给了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

　　1939年1月，廖志高以书面形式向周恩来报告了选址红岩嘴的大有农场为八路军办事处和南方局办公地点的情况：

 

　　饶国模，广州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粱的妹妹，本人思想上进步，同情革命，支持共产党。其大哥饶国栋，老同盟会员，后转国民党，现时在重庆大足县党部任职。其丈夫刘国华，国民党员，历任长寿县长、刘湘经济顾问等职，有过同情革命的履历，自刘湘受蒋介石排挤后，即去职、情绪消极，花天酒地，不再热心政治。其弟饶国材，一九三六年在成都加入我党；饶国材女儿饶友瑚、家侄刘文化，抗日战争爆发，也在上海、成都先后加入我党。饶国模、刘国华的三个子女，业已加入共产党，系我党新发展的党员。饶国模、刘国华的婚姻，实际上名存实亡。红岩嘴农场，事实上为饶国模独立经营。考察与饶国模周围来往接触的人，多系我地下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红岩嘴农场，地处市郊，宽敞偏僻、安全、无干扰。无论租借现房或新修住房都极方便，且有较好的两面政治的掩护色彩。是否以此为目标解决南方局机关住址，请组织考虑。

 

　　周恩来接到报告后，批示廖志高再实地考察，并将结果迅速上报。

　　廖志高以了解党员刘圣化的家庭情况为由亲自到大有农场考察，考察后认为这里偏僻、幽静、离城远，又是山坡，不用担心日本飞机轰炸，特别是农场主饶国模思想进步，三个儿女又是中共党员，这里真是个绝佳之选。特别是通过饶国模的女儿刘纯化与母亲交底后，饶国模不但完全同意而且愿意自己出钱出劳力为南方局修房子，廖志高再次将情况上报周恩来。不久，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正式在红岩挂牌办公了。

 

　　“三勤三化”是川东地下党对“隐蔽精干”方针的贯彻，保存了实力

 

　　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并秘密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次会议后，国民党的政策转为消极抗日、积极反共。

　　4月，川东特委根据党中央和南方局指示，鉴于国民党加强反共政策和近年来党的组织迅速发展比较暴露的问题，作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决定》。决定严格禁止各级组织之间发生横的关系；停止上下级业务部门之间单独的联系与会议；禁止上级组织越级调下级干部谈话；减少交通和通讯联系等措施，着手从组织上巩固党。

　　5月1日，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去夫子池参加重庆工人庆祝国际劳动节大会时被国民党宪兵挡在会场外，在争吵中杨述随身携带的《新华日报》等红色材料掉到了地上，在宪兵送他去宪兵司令部途中，他不断高喊“共产党万岁！”后经南方局营救，才以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名义获释。6月，川东特委组织部干事赵万齐被捕。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推行反共政策，在重庆压制进步力量，开始破坏中共党组织的重要信号。

　　6月29日，南方局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针对目前形势的变化，对南方局领导下的各级党组织的组织问题作出了规定：

 

　　……为了巩固我们的组织，保证我们的经常活动，避免日寇汉奸及顽固分子的反共阴谋的打击，以利抗战建国伟大事业的顺利进行起见，南方局认为必须立即坚决改变我们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因此决定：

　　（一）现在各地方党的组织应从半公开的形式，转到基本上是地下党（秘密）的形式及与此相适应的工作方法。

　　（二）各地公开做统一战线工作的同志在可能条件下仍须继续其原来的活动，但应时时提防阴谋家的暗算，他们应与秘密的组织分开，原则上不参加秘密组织的日常工作和会议，只与相当领导机关的负责同志发生个别联系。

　　（三）各地方的组织，尤其在恶劣环境下工作的组织，不许举行全体党员大会，各级委员会的扩大会议，同级组织的联席会议等，而实施较集中的领导方法。缩小机关的工作人员，将多余的工作人员调去下层工作。各级委员会原来人数太多的，不宜经常集中一地，可轮流出去帮助和加强对下层的领导。

　　（四）已经暴露和被人追逐的干部和党员，必须迅速从原来工作的地方调开，纵使工作一时会受到损失，亦当痛下决心。

　　（五）建立完全秘密的接头、会议、交通、通讯等机关，严禁无直接工作关系的同志进出这些机关，训练秘密的交通，加强对他们的工作的领导，提高其责任心，应视这一工作是极负责的党的工作。

　　（六）在最近时期中组织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巩固和改造党的组织上面，凡在党员数量上相当巨大的地方，应以考查、整理、巩固组织及以新的工作方法的精神教育党员为其主要工作，宁可少发展党员。

　　（七）一切组织和每个党员应绝对遵守最近南方局所发的秘密工作通知，并责成各级组织部经常监督与考查秘密工作的情况，凡违反与破坏秘密工作条例的组织与党员，必须受到处罚，直至把整个组织解散（重新改组）和开除党员出党。

　　（八）加强秘密工作的教育……

　　（九）各级干部尽可能职业化，至少应在社会上获得一个合法地位，以掩护自己的工作。

　　（十）同志被捕后不许轻易承认自己是党员……

 

　　7月3日至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研究了巩固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作了长篇报告，博古也在会上作了《南方工作》报告。在报告中，他们汇报南方党的状况和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后指出：必须严密党的组织，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必须分开，决不能只依靠公开机关进行党的工作，在工作方式上，要依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

　　根据形势变化，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随后，毛泽东同志提出在国统区实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根据中央指示和南方局的具体部署，川东各级党组织将工作重点转入整顿、巩固组织上来。

　　9月，江津县特支书记王世焕被捕叛变，造成江津县党组织的破坏，这是抗战以来川东地区第一个被破坏的县以上党组织。

　　10月，川东特委召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特委委员和中心县委书记有廖志高、李应吉、林蒙、王致中、荣高棠、陈奇雪、李维、李亚群、李莫止等10余人，南方局负责人博古、凯丰出席会议。会议根据南方局指示，着重讨论了巩固党的问题。会议决定：加强党内思想工作，教育党员提高党的基本知识，并对党员进行秘密工作训练，纪律和气节教育；审查干部，停止组织发展；彻底转变抗战初期大搞群众运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扎扎实实地做深入细致的个别工作；隐蔽撤退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干部。

　　1940年南方局将四川省委、川东特委负责人先后召来重庆，周恩来、博古及组织部负责人在同他们个别谈话中，要求各地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一级审查一级地彻底审查干部和开展肃清内奸的工作。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川东特委决定重新建立重庆市委，川东特委王致中担任市委书记，组织部长郭汶、宣传部长赵利锋、妇委书记汪敏、委员兼城区区委书记甘丹。重庆市委建立后，继续加强党员教育，进行巩固党的工作，党的发展基本停止。

　　3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了“抢米事件”，川东地区先后发生南充中心县委、梁大中心县委以及5县工委所属组织遭破坏事件，一些共产党员被逮捕，环境日益恶劣。党领导的公开的群众运动基本停止。

　　7月，南方局召开常委会讨论川东党的工作。廖志高在会上报告了半年来川东和重庆的工作。叶剑英、博古、邓颖超、孔原、刘晓在会上发言，周恩来就川东党的工作，在时局、工作估计、斗争策略、群众工作和统战、组织、审查干部、肃清内奸、秘密工作等问题作了指示，并规定了川东特委与南方局联系方法：一是由特委负责人亲自到红岩村接受指示，二是由南方局派交通员传递指示或接受报告。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9日，贵州省工委委员黄大陆、李策被国民党当局秘密杀害。20日，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被迫撤销。同日，中共鄂西特委遭受严重破坏，400多名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特委书记何功伟被捕后英勇牺牲。同时，国民党顽固派纠集2000多人的反动军队，突然袭击闽西特委、龙岩、永定县委机关和基点村，逮捕干部和革命群众700多人，杀害200多人。次日，八路军贵阳交通站被封闭。23日，八路军广东韶关办事处被迫撤销。

　　从1940年至1941年，川东特委党员由3000余人锐减到1900余人。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南方局机关工作人员大会上明确指出：黑暗是暂时的，光明一定会到来，时局的发展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共合作完全破裂，二是国民党还不敢全面反共。

　　1941年4月25日至5月22日，南方局根据党中央的有关指示，召开会议，检查和总结各项工作。周恩来在会上说：国民党的政策日益走向法西斯化，即特务化，它的组织政策是实现党化全国的路线。

　　1941年底至次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再次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表讲话，要求把西南党建设成为更加坚强、更能战斗的党。

　　“皖南事变”后，国统区的政治环境更加恶劣，周恩来总结一年多来贯彻执行中央指示的实践经验，提出共产党员和党所联系的积极分子要实行“三勤”、“三化”，即“勤业、勤学、勤交友”的“三勤”和“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即合法化）”的“三化”斗争方针，将抗日运动高潮期间那种轰轰烈烈的方式转为各单位内部的群众工作，以利用公开合法为主，把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更好地结合起来，深入群众，进行点滴细致的工作，埋头苦干，在隐蔽中积蓄革命力量，为在国统区深入群众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提供了科学的工作方法，这是一次艰巨的、战略性的重要转变。

　　1947年9月27日，周恩来同志在与廖志高、于江震、杨超三同志谈话中专门讲了关于“三勤”政策的问题：

 

　　问题一，形势决定策略。“三勤”系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一种情况下党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其主要根据系决定于当时（1941至1943年）的蒋管区政治形势，即新四军事变后蒋管区由于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出现民主低潮。因此，这一地区的政治形势既不能与抗日民主高潮的解放区类比，也不能与抗日运动并未消沉的敌伪统治区上海类比。因此，这一低潮时期也不与后一时期——民主高潮时期（1944年至1946年）的政治形势相比。形势既不同，组织形式、斗争形式当然不同。

　　问题二，历史发展的需要。蒋管区的党经过武汉时期的路线错误，全部暴露无遗。经过1939、1940年的疏散、撤退和隐蔽都还未奏效，而皖南事变又起，当时党中央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而具体指示是尽量疏散和不要动作与割断关系。我们在当时情况下，力求实现这一指示，还能起某些积极作用；故乃于职业化一项以外，加上学习、交朋友两项；经中央批准定为勤业、勤学、勤交友三项任务，实际上就是“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等待时机”方针的具体化。故从历史的发展上来看，当时采此策略方针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且在指示时，说到甚至不作声息也是需要的，等待两三年形势就会变的，到那时斗争高潮一到，就可起积蓄力量的作用。交朋友就是如此，这也是对的。

（据《中共党史资料》第18辑）

 

　　川东特委根据南方局指示，确定了整套工作方法：

　　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上下级之间实行单线联系，建立平行组织，严禁发生横的关系；实行精干政策，减少各级委员会，必要时只一人负责，不成立委员会；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从事上层活动与下层活动的干部严格分开，即专职作党的工作的干部，不能在公开的群众运动中抛头露面地去作群众的领袖，或担任工会主席、学联主席等职务，党员的外表形象一定要符合其社会身份，做上层工作的党员，比如社会职业是经理的不要与做下层活动的党员联系，以免引起特务怀疑；及时转移有暴露危险的同志，党员转移后，实行转地不转党，即转移出去的同志，除了去延安和交南方局联系的以外，人转走后，关系不转，让其在新的地方独立作战，以免发生新的联系后增加新的危险；党员和干部要执行“三化”、“三勤”的办法。

　　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职业化，有了职业就可以报上户口，更利于隐蔽，同时可深入社会，增加社会经验，提高技能。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骨干，经过党组织的安排、调动和利用各自的社会关系找到了职业；一些人当了公务员或合法团体的工作人员；一些人进入工矿企业或公司、商店当了职员、工人或店员；更多的人深入城乡当了中小学教师，好些乡镇中心小学和保国民学校成了我们占领的阵地；也有一些人考入大专院校当了学生。当时荣高棠在电力公司任抄表员，李应吉在中央信托局当会计，廖志高在直接税局当文书。大家根据勤学勤业的原则，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总之，一切表现都同自己的职业和社会身份相称，首先巩固职业岗位，在社会上站住脚。

　　在越来越严重的反共高潮中，部分组织被破坏，党员叛变，大发展时期组织工作上的一些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川东特委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对党员进行气节教育和被捕后的口供教育。抗战前后重建的川东党组织，大部分党员还没有经历过白色恐怖的锻炼，因此进行坚持无产阶级气节教育，和万一被捕后应付敌人审问的口供技巧方面的教育是十分必要的。要求党员在敌人面前不变节、不投降、不背叛自己的信仰。若被捕，只要没有人证、物证，没有叛徒指认，就要坚决不承认党员身份，争取以一般的罪名判刑，将来刑满释放后，还有为党工作的可能。若被捕后有人证、物证，比如搜出党的文件或有叛徒指认的情况下，可以承认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但绝不能供出党内任何一个同志和党的任何一级组织，无论是法庭上还是刑讯中都要经得起考验，保持革命气节。在供词内容上，党内的事，一个字也不能讲，对于个人情况要说得合情合理，天衣无缝，经得起推敲和调查，这样就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既可减轻对被捕者的判刑处理，又不致于使事件扩大，牵连其他人。

　　1940年10月，川东特委决定成立巴县中心县委，下辖巴县、綦江、南川、长寿、永川、隆昌、荣昌、江津等县以及重庆市内部分党组织，与重庆市委平行开展工作。

　　川东特委在1940、1941年，用了两年时间对干部和党员进行了重新审查，上一级审查下一级，把所有党员特别是干部都重新审查了一遍，包括工作能力、工作表现、政治坚定性、暴露情况和社会关系等。审查以后，分别情况，采取不同的办法，暴露严重的，一律调离原地，有的送去延安，有的另调它地工作；有的暴露严重又不服从调动的，则按自动脱党处理。从1940年至1943年，撤退出去的干部约700人。通过这次审查，理清了组织关系，发现了好干部，清除了部分动摇、投机分子。

　　1942年初，由于重庆市委领导成员均已先后调离，市委再次改组，王璞任书记，彭咏梧、何文逵为委员。在这一届市委时期，重庆市内党的各级委员会大都不存在，只保留一些单线联系的关系。散处各地各单位的党员通过定期的接头或通信与组织保持联系，积极执行“三勤”任务，站稳脚跟；在社会职业掩护下，努力学习，充实自己，个别联系群众，结交朋友，开展工作。

　　1943年9月，国民党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为了适应形势需要，川东特委撤销，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被调回南方局，待机返延安参加即将召开的中共“七大”。在川东地区设立上川东特委和下川东特委，书记分别为孙敬文和曾惇，重庆市委和北碚中心县委由上川东特委领导，巴县中心县委由下川东特委领导。第二年，上下川东特委均撤销。

　　1944年底，日军攻占贵州独山，消息传到重庆后引起震动。南方局为了防备一旦日寇进攻，就地发动游击战争，先后派遣一批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到上下川东的广安、大竹、渠县、达县、宣汉、南川、石柱、万县、云阳、奉节、巫溪、巫山等地，与当地党组织结合开辟和发展工作。虽然以后日军撤退，并未打游击战，但党组织和党领导的工作组并没有撤回城市，他们在当地扎下根来，为解放战争期间的武装斗争奠定了最初基础。

　　川东地下党在这一时期，由于在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坚决贯彻了中央的隐蔽方针，加强了各方面、各层次的统战工作，切实把轰轰烈烈的救亡运动转变为各单位内部的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以利用合法为主，实行隐蔽发展，争取人心，积蓄力量的群众工作方针，创造了许多新的群众工作的方式方法，并在当时当地条件下，进行了一些保卫群众切身利益和民主权利的斗争，不仅使地下党组织得到了更好的隐蔽，渡过了难关，而且使群众工作更加扎实更加深入了，在各界都培养和积极积聚了一大批有一定群众工作经验的积极分子和骨干力量，在国民党发动的几次反共高潮中，组织未受到严重破坏，主要领导机关和骨干力量基本上得到保存。从而为抗战后期民主运动的兴起、许多外围组织的建立和党组织的发展作好了思想、组织准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