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 年秋冬之交，在彭咏梧的指挥下，举行了奉（节）、大（宁）、巫（溪）武装起义；起义失败，敌人将彭咏梧的头颅挂在城楼上示众

 

　　1947年冬天在由重庆开往万县的一条船上，甲板上有一对知识分子模样的夫妻和一个小青年正在亲密地交谈，男的个子高大但脸色苍白，女的显得机警干练，小青年则是学生打扮，这就是受川东临委派遣去下川东组织武装起义的彭咏梧、江竹筠夫妇和他们的“表弟”吴子见。一路上他们分析了形势，老彭告诉吴子见：“这次到下川东，就是参加武装斗争，打游击，思想上要有准备。”对未来的生活和斗争，他们充满一种新奇的憧憬，怀着一种不成功便成仁的壮烈情怀。冬天行船江风很紧，满目萧条的景象，船过涪陵，凭栏远眺，彭咏梧见四周无人，忽有所感地说道：“杜甫凭吊诸葛武候，有两句流传千古的名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这次下川东，不要留得后人来替我们惋惜就好了。”不想这句话竟成谶言。

　　彭咏梧，云阳县人，1938年在四川省立万县师范读书时加入共产党，后任学校支部书记。1939年冬，因他的活动有所暴露，万县中心县委通知他立即撤离，离开学校后，全力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成为职业革命家。

　　1940年，在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云阳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由于党组织发展太快，党员数量骤增，成份不纯的问题一下暴露出来，县委委员冉贞淳叛变，彭咏梧临难受命，担负起清理组织，重建云阳县委的工作。

　　1941年彭咏梧调到重庆任市委第一委员，并以中央信托局职员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从事革命工作。

　　彭咏梧具有成熟的革命家的冷静、机智和果敢，当同事谈论国家大事时，他从不回避，又不暴露，跻身其间，对一些糊涂思想、错误论调，深入浅出地摆事实、讲道理，使人很容易接受他的观点。

　　1944年深秋的一天黄昏，彭咏梧与另一位市委委员莫达在江家巷的一家小酒馆对酌，两人很久不见了，要研究的事情很多，不知不觉三四个小时过去了，忽然彭咏梧发现隔桌有几个人十分注意他们，门口还有不少人影晃动，彭咏梧悄悄踩了一下莫达的脚，丢了个眼色，莫达也警觉起来。只听彭咏梧“啪”地把桌子一拍，指着莫达破口大骂：“好你个下江老二，做生意也太不讲信用了，讲好这笔生意做成了对半分，现在钱落进你腰包里，就想独吞嗦！”莫达也不甘示弱地对骂起来，两人越吵越凶，拍桌子打巴掌，丢盘子摔碗，最后互相抓住对方衣领，眼看要打起来，伙计和店老板忙将二人拉开，彭咏梧气势汹汹将桌子掀翻，扬言道：“下次不要让我碰到你！”遂扬长而去，莫达付清酒钱和摔坏的杯子钱，也赶紧离开了。只听身后有人在说：“都是你乱报情报，明明是两个生意人分帐不均，硬说是‘共匪’，害老子白跑一趟！”

　　在严峻的白色恐怖下，环境十分恶劣，彭咏梧的工作又很紧张，白天他是中央信托局的高级职员，下班后，又四处奔忙，积极开展党的活动。彭咏梧的薪水是比较高的，但他除留下必要的生活费外，其余全部交作党的活动经费。作为银行高级职员，吃得太差容易引人怀疑，老彭和江姐经常悄悄买点烧饼，躲到党内同志家里吃完，又穿得漂漂亮亮地出去。工作重、生活差，彭咏梧患上了肺病，经常累得吐血，仍然忘我地工作。

　　1947年秋，人民解放战争由防御转入了大反攻，中共川东临委决定在下川东搞武装斗争，建立游击根据地，开辟第二战场，破坏敌人的兵源、粮源，牵制敌人进行内战的兵力，配合解放大军，早日解放大西南。

　　身为临委委员的彭咏梧，积极争取去下川东打游击。临委认为彭咏梧是下川东云阳人，既有对敌斗争经验，又对下川东情况比较熟悉，是个合适的人选，因此决定：派彭咏梧去下川东领导武装斗争，兼任党的下川东地工委副书记、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同时派他的爱人江竹筠和办《挺进报》的吴子见作他的助手。

　　彭咏梧一行到达万县后，向下川东地工委传达了川东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定。下川东地工委根据党的组织基础、群众基础，以及历史、地理等各种条件，确定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云阳、奉节和巫山、巫溪一带，这一带地势险峻，与川陕鄂广大山区连成一片，具有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条件，特别是这里盛产盐、煤，在手工操作的盐厂、煤窑，劳动条件恶劣，工人受着非人的待遇，地下党组织又长期在盐、煤工人中进行宣传，发展党员。当人民解放军打到湖北的消息传来后，一部分工人迫切要求武装起义，迎接解放。

　　11月底彭咏梧来到云阳云安镇，在作坊沟刘子俊同志家召集了地方干部会议，初步了解了各方面情况。会后，彭咏梧假扮“万县大有油号张经理”以进山收购生铁、桐油为名，由汤溪特支书记沈凯陪同，沿汤溪河溯江而上，一路上彭咏梧豪情满怀，对身边的同志讲：“农村象一堆干柴，一点就着。”在农坝乡炉塘坪赵唯家里，召开了云阳、开县、奉节、巫溪党组织负责人会议。会议决定成立“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彭咏梧为政委，参加过1935年中央军委领导的云阳暴动的老党员赵唯任司令，辖三个支队：巴北支队由赵唯兼司令员，李汝为任政委；奉大巫支队由彭咏梧亲任政委、七南支队由刘孟伉任司令员兼政委。

　　炉塘坪会议，揭开了下川东武装斗争的序幕，是一次为下川东武装起义奠基的历史性会议。

　　会后彭咏梧、江竹筠、蒋仁风、吴子见分别来到奉节青莲乡，领导奉大巫支队开辟游击区。蒋仁风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在川北搞过民变武装，有实践经验，作彭咏梧的军事助手，担任奉大巫工委书记，陈太侯任纵队副司令兼奉大巫支队司令员。

　　陈太侯人称陈老四，原是个袍哥大爷，小地主家庭出身，后因家道中落，他只上过三年私塾。1944年，他多方筹集来的准备开办糟坊的本钱，被区府官员刘某没收，陈太侯多次要求发还，均遭拒绝，眼看血本无归，陈一气之下将刘击毙，由此逼上梁山。多年的江湖闯荡中，因为待人义气，很得同伙信赖，不久当上舵把子，他以广交朋友，组织了袍哥性质的“金兰社”，手下有两百余人，十多条枪，邻近几乡的豪绅明知他暗中把持乡政权却也奈何不得。

　　1941年奉节地下党负责人王庸被关进监狱，不久王神秘越狱，成为当地奇闻，陈太侯非常仰慕，多次打听王庸的下落，并流露出对王的信任和敬佩，汤溪特支派人以王庸的名义与陈见面，真是一拍即合，他表示“我一生乱闯，没人指路，共产党的主张太好了，我坚决跟共产党走，杀头也不变心。”并由彭咏梧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昙花乡乡长彭汝中是陈太侯的表兄，为人正直，足智多谋，遇事不乱，深得陈太侯敬重，他不仅以乡长身份支持陈太侯枪支、钱粮，还利用乡长职务之便掩护游击队活动，还安插了七名游击队员当乡丁，掌握了枪支。

　　青莲乡的大地主、私立青莲中学董事长肖和中是奉节北岸上层人士中有影响的人物，家里拥有70、80条枪，1945年赵唯派党员雷寄萍等打入该校，团结影响了一批学生。次年党员贺德明又被派到青莲中学，渐渐赢得了肖和中的信任，一年后，当上了青莲中学校长。肖和中的儿子肖克诚思想进步，与贺德明很是谈得来，贺便找机会向肖家父子宣传解放战争的形势和党的政策。随后，彭咏梧亲自出面作肖和中的工作，指出“全国解放就在眼前，头号战犯蒋介石即将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同时，还对他晓以利害，指明前途：“现在党对士绅的政策是，只要开明，并以实际行动支持革命的，不但不是革命的对象，而且在我们以后建立的新政权中，还可以担任政府职务。就是支援我们的钱粮物资，我们也要给收据，待新政权建立后，予以偿还和奖励。”肖和中解除了疑团，认清了道路，便向老彭表示：愿全力支援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不但将私人的枪支交给游击队使用，并和家族一起捐出黄谷300余石给游击队作给养。

　　还有一户大地主廖竹、廖沛兄弟，在地方上有相当势力，拥有20多条枪，地下党组织通过他们的亲戚、学生做工作，使他们由中立转为全力支持暴动。

　　青莲、昙花、大寨三乡实际已在游击队控制下，云、奉、两巫的武装骨干开始向青莲、昙花集中，主要有谢国茂小队。谢是云阳人，后流落到巫溪，无固定职业，他工作十分积极，为人正直勇敢，带领有煤矿工人、船工等三十余人，由蒋仁风对他们进行了党的基本知识教育，着重教育他们不怕牺牲，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这种简单明确的教育是必要和行之有效的，在以后的战斗中起了很大作用，这批人不论在战场上还是在监狱里都表现不凡。另有吴伦碧小队，和组成较晚的宋海清小队，这两个小队人员组成比较复杂，且因为到得晚，政工人员少，几乎没有做什么教育改造工作，便参加了武装起义。

　　12月25日，利用彭汝中娶儿媳妇为掩护，各地武装骨干来到青莲乡举行了奉大巫支队成立大会，彭咏梧代表下川东地工委，宣布了川东民主联军下川东纵队奉大巫支队的建制，对支队、中队的指挥员一一作了任命：

　　司令员：陈太侯

　　政委：彭咏梧（兼）

　　参谋长：蒋仁风

　　各中队党代表：卢光特、吴子见、邹予明、王庸

　　后勤负责人：贺德明、肖克诚

　　第一中队：中队长谢国茂、副中队长邓绍成，由奉节昙花乡、公平乡的武装人员组成

　　第二中队：中队长吴伦碧、副中队长宋海清、廖雨阶，由奉节青莲乡的武装人员组成

　　第三中队：中队长邓恒卿，由奉节昙花乡、大寨乡的武装人员组成

　　第四中队：中队长王春、副中队长卢光星，由巫溪大宁厂、檀木坪一带的武装人员组成

　　长溪河分队：分队长卢少衡、副分队长曾庆康

　　上磺分队：分队长卢光福

　　约170余位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代表们宣誓：为救穷人大翻身，迎接全国大解放，刀山我们敢上，火海我们敢闯，不打倒蒋介石，不打垮国民党，我们绝不下战场。先后参加奉大巫支队的有党员40余人，游击队员300多人，拥有枪支250余条，支队下分4个中队，分别在奉节、巫溪和巫山进行活动。

　　彭咏梧等研究决定暴动定在1948年1月25日，云奉巫三县同时暴动，先袭击云阳的云安盐场和巫溪大宁盐场，然后向中间靠拢，到青莲乡会师。

　　驻防大宁盐场的是一个税警中队，事先已由地下党作了策反工作，答应起义部队到达时，里应外合，响应起义。谁料事机不密，一个县政府的小官假装探亲刺探情报，被游击队处决，引起了敌人的注意，不仅收了税警的枪还对大宁盐场作了严格戒备，游击队袭击大宁盐场的计划落空。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彭咏梧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击，趁敌人还来不及协力对付游击队，提前突然袭击，然后缴获些枪械来加强游击队的武装。袭击地点，选定离云安盐场不远的商业重镇南溪，时间比预定整整提前了17天，定在1月8日。

　　起义前，参谋长蒋仁风就暴动后如何控制局势，敌人围剿该怎样对付等问题，提出了意见，但未引起重视。

　　起义前两天，云安盐场内线人员送来情报，敌人已将暴动日期，通知各军政机关，打进盐场的人员送出情报说，税警人员已被撤换并加岗加哨，荷枪实弹，迫不得已之下，游击队只好临时改袭防守薄弱的西宁桥，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便缴获了二十多支步枪，然后抄捷径，急行三百里回到青莲乡。

　　攻打南溪的队伍于8日出发，9日天一亮，63名游击队员，顺利进入南溪场，突袭了尚在梦中的“自卫队”，打死了刚卸任的乡长胡汉章，俘虏了新上任的乡长，缴获机枪1挺、步枪52枝、手枪6枝、2000多发手枪子弹及六担步、机枪子弹及其它军需物资，战斗取得了预期的胜利。

　　谁知在回师途中，发生了意外。为如何处理缴获的战利品，谢国茂与吴伦碧发生分歧，因此队伍被分成两起。谢国茂轻敌麻痹，缺乏实战经验，选择了一个低地青莲乡罗家坝尹家箭楼宿营，被尾追而来的云阳县保安队包围，游击队坚持抵抗，使敌人不敢接近，便逼当地老百姓背柴到箭楼墙沿，准备放火烧，谢不愿伤及老百姓，未开枪射击，待敌人点火时，才匆促组织突围，谢国茂等九名战士牺牲，钟铜匠受伤后被抓去活埋，造成重大损失。

　　1月11日，袭击西宁桥的队伍到达奉节铜钱垭，与蒋仁风、陈太侯带的部分战士会师，适值奉节一个保安分队向青莲乡袭来，游击队决定在这里打一个伏击战。游击队员布下一个袋形阵地，敌人果然毫无戒备进入了埋伏圈，陈太侯鸣枪为号，对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突然受袭，敌人惊惶失措，溃不成军。游击队毫发无伤，生擒敌分队长余治，缴获机枪一挺及若干子弹。吓得各路“围剿”军都后退二、三十里。由于不明虚实，敌人听见枪声，便误以为游击队进攻，曾有两部分敌人互相激战多时，天亮才知是误会。

　　群众听到奉（节）、大（宁）、巫（溪）起义的消息，非常振奋，他们把起义队伍看成是自己的队伍，当时正值春节前夕，群众将他们腌制的腊肉也拿来慰劳起义队伍。趁着群众的革命热潮，游击队动员了一批农民参军，将队伍扩充到一百二、三十人，全部在老寨子集中，川东游击队队歌震天动地。

 

　　我们是川东游击纵队，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战巴山，

　　断长江，

　　砸烂蒋家小厨房，

　　我们愿把热血流尽。

　　配合解放军，

　　解放大西南，

　　建立新中国，

　　这是我们神圣的使命。

　　我们是川东游击纵队，

　　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我们是川东游击纵队，

　　我们是劳动人民的子弟兵，

　　我们是站起来的被压迫者，

　　共产党领导下的钢铁一群。

　　为了粉碎旧社会的枷锁，

　　我们战斗在高山峻岭；

　　为了争取彻底解放，

　　我们团结一切进步的人群。

　　不怕饥寒，

　　不怕困苦，

　　到处都有我们的战友；

　　严守纪律，

　　联系群众，

　　在毛泽东的红旗下奋勇前进！前进！

　　坚持团结，

　　坚持斗争，

　　奋勇向前进！

　　打倒蒋介石，

　　消灭反动派，

　　建立新中国，

　　胜利属人民！

　　前进！前进！

 

　　奉大巫起义轰动了整个下川东，使敌人惊恐万状，立即调集三个团的兵力，分别进驻奉节、巫溪、云阳进行“清剿”，同时命令奉节、云阳、两巫的保安队组成一个团，到南溪由万县专区专员李鸿焘亲自督战，从西、北、南三个方面，对青莲、昙花、大寨形成合围之势。因敌军一时摸不清游击队虚实，只好分驻山脚河边，暂不敢轻举妄动，游击队得到了短暂的休整和研究对策的时间。

　　大敌当前，敌众我寡，是去是留？在起义前，党内的意见没有充分一致，现在敌军压境，对今后的去向问题，也有不同意见，有的主张打下去，消灭保安队，有的认为不能硬拼，应该突围转移。

　　此时，彭咏梧及大多数同志的思想仍然是开展大规模的起义，完全没有考虑分散隐蔽的作法。经过几天的讨论，确定了彭咏梧代表党委提出的：及时突出重围，跳出外线，找准时机，再杀回马枪的计划，决定兵分两路于1月14日开始转移。

　　第一路是基干力量，多由新参军的农民组成，还有少数盐场、煤窑工人作骨干，由彭咏梧、蒋仁风率领，向北转移到巫溪红池坝，那里攻守两利，可以作中心根据地。并要求把江竹筠由重庆带来的干部也送到红池坝去。

　　第二队由吴子见、卢光特带领往南突出云阳，去农坝乡与巴北支队会合，并与七曜山区的刘孟伉取得联系，迅速开展武装斗争，造成声势，支援北岸斗争。

　　第二队按计划于14日夜开始转移。

　　基干队耽搁到15日中午才开始转移。彭咏梧与蒋仁风本来在起义时机等问题上已有分歧，在这关键时刻，在关于如何转移等问题上又发生了激烈冲突，蒋仁风在“回忆录”中写到：

　　 在敌人重围中作战略上的转移，以我军目标很小，若能利用夜幕，以急行军方式不经过战斗，从间道脱出，使敌不明我军去向，甚至以为还在原地最理想。可是，午后两点多，彭政委集合第一中队出发了。我建议说：“白天，四面敌人，不宜上路行走。”政委不听，率队出寨。到半山腰，脱离了崇山峻岭，下山又进入开阔地，我心里有些无名的紧张。我要求等到晚上走，若在路上碰到敌人，不好办。

　　蒋仁风的几次建议均未得到重视，蒋仁风又提出：“要走就走快点，今晚一股劲要走七八十里，不然，明天，我们一个都走不了。敌人有电话，可向部属及时指示我们行进的方向，我们走到哪里，（敌人）会追到哪里。我们只有快速行军，才能脱出危险。”彭咏梧仍然没有接受。蒋仁风又回忆道：

　　 起义前后，我与老彭之间在军事、政治路线上的斗争即已存在。经过一段时间酝酿，老彭和我的矛盾激化了。

　　我们走向鞍子山的路上，他对我的态度异乎寻常的声色俱厉，使我感到难处。我说“老彭同志，共产党员不（应）隐瞒自己的观点。您对我有意见，为什么不明白提出来呢？”他说：“党是派您到廖迪生那里，您到廖迪生那里去！”我说：“起义以来，我们已犯下一系列严重的错误，现值大敌当前，还不从团结着想，恐怕于革命不利！”老彭坚决要我走。我希望王庸支持我，我能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压迫老彭放弃他要我走的错误意见，但王庸不表态，我眼看这场军事政治上的严重危机已无法挽救。我表示我愿意去廖迪生那里。我要他派人送我，等到晚上走。

　　关键时刻，将相失和，彭咏梧临时指定王春接替了蒋仁风的工作。

　　基干队由老寨子出发开始，便有敌人的部队跟踪，由于道路不熟，又多走了二、三十里弯路，既拖疲了战士，与二队失掉了联系，又接近了驻石王庙附近的敌军581团田营杨连的地盘。

　　16日晨，部队来到鞍子山暗洞包，只要从这里往下走一二十里，下到深谷，再翻过对面的大山，就离红池坝不远了。由于极度饥饿、疲劳，队伍却在半坡的一间农舍停下来，埋锅造饭。接到密报的敌军兵分三路，从左右和在山顶架起机枪将游击队团团围住。

　　游击队正在屋里煮红苕和包谷羹。人多锅小，煮好第一锅，不够吃，第二锅还没煮好。

　　“啪──”传来哨兵的信号枪声。

　　敌人进攻了，机枪、小钢炮齐鸣，攻势甚猛，射向窗口的子弹，掀起泥土、灰尘，扑簌簌落到还在冒泡的锅里，房屋、道路，都已被敌人的火力封锁。

　　老彭叫同志们往屋前的开阔地跑，他自己却组织很少几个人，往屋左的斜坡上跑，吸引敌人火力，他们是最后突围的小组，为了救助伤员，彭咏梧英勇牺牲。牺牲前他将一张写着联络关系的纸条塞进嘴里，嚼烂咽下肚。他把党的秘密，永远藏在心底。实现了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以身许党，万难不辞！”

　　敌人从穿皮袍、戴手表、留平头等特征，得知死者便是大名鼎鼎的游击纵队政委彭咏梧，残酷地一刀砍下彭咏梧的头，挂到竹园坪城楼上示众。

　　竹园坪是奉节通往巫溪的必经之道，南来北往的人们把英雄的事迹在上下川东的各个角落传颂。三天以后，人头不见了，场边高高的宝塔梁上，却添了一座新坟。

　　这次战役彭咏梧及十八名战士牺牲，蒋仁风等四十人被捕，仅十余人突围到达巫溪汤家坝。

　　由吴子见、卢光特带领的吴伦碧、宋海清队夜间行军，白天潜伏休息向云阳前进。这两个小队是收编的土匪队伍，人员不纯，又没有经过政工人员的教育改造，16日接到彭咏梧牺牲的消息，吴伦碧便开始不听吴子见、卢光特的指挥，匪态复萌，扬言要回“老窝子”，为了缓解内部矛盾、避免火并，吴子见、卢光特离开吴伦碧部，经沙沱去农坝，找到赵唯部队。

　　彭咏梧牺牲后，云、奉、两巫的形势恶化了。二大队在云奉大垭的龙凤山与敌警察中队200余人激战一整天，打退敌人4次进攻，毙敌28人。战后，吴伦碧、宋海清带着自己的兄弟伙回到老地方四十八槽，其余队员回家隐蔽。敌人烧毁了游击队员家的房屋，将他们的亲人抓走，到处张贴着追捕他们的通缉令，回家隐蔽的队员无法藏身，重又组织起来，继续与敌人拼杀。他们先奔赴巫溪汤家坝，但未能与撤到该地的王庸等会合，在向红池坝转移途中与敌军581团交战两次，7名队员牺牲，其余队员在转战中与前来红池坝的陈太侯等人会合。这支20人的队伍在陈太侯带领下，历尽艰辛转战到城口，与敌人再次激战，突围后，剩下的17人只好化整为零，分散潜伏。

　　此时敌人到处围剿，情况对游击队已极其不利，王庸经冷静思考后认为：“开展武装斗争的条件不具备，如果硬搞，终归是失败。与其如此，不如暂时分散隐蔽，待时机成熟时再干。”遂决定将枪支秘密隐藏，王庸搭轮船赴重庆，在船上与卢光特不期而遇，一道到重庆向中共川东临委汇报奉大巫起义的情况。

 

　　1948年2月川东地工委派杨虞裳到农坝，领导巴北支队的斗争。

　　杨虞裳本名杨德存，他家兄弟六人，四人都是共产党员，在铜梁有“杨家将”的美称。1934年杨虞裳为了谋生到重庆，1938年在重庆丝业公司工作时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调到南方局学习班学习，结束后组织分配他到重庆海员工作委员会工作。

　　他经常深入到海员工人家里去，海员工人家庭大多住在挨近长江边的贫民区，住的是木架捆绑房子，有的壁头连泥巴也未糊，杨虞裳今天在这个工人家过夜，明天在那个工人家住宿，赢得了工人的信赖和尊敬。1939年下半年，因党内出现叛徒，党组织命令杨虞裳紧急转移，回家乡铜梁，负责全县工作。

　　1947年奉大巫起义前，杨虞裳来到云阳云安盐场盐工子弟校教书，在盐场和煤矿工人中发展组织，并准备夺取云安盐场税警队武装，配合彭咏梧行动，后因情况变化，改袭南溪。

　　杨虞裳来到农坝后，分析了形势，认为目前只能避实就虚，及时转移。2月7日，部队在赵唯、杨虞裳、李汝为率领下向龙潭乡进军。

　　2月9日晨，游击队在路阳山遭敌人伏击，杨虞裳沉着冷静，一面观察火力，一面组织突围，并神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打死打伤敌人五十多人，缴获无数弹药，游击队仅一人轻伤。突出重围后，为摆脱数倍于已的敌人，分三路隐蔽活动，同时派杨虞裳出云阳，向下川东地工委汇报。

　　后因工作需要，杨虞裳到开县担任县委书记。1948年6月，杨虞裳、荣世正等被叛徒出卖被捕。杨虞裳经受住了严刑拷打，敌人用铁锤猛敲他的踝骨，用烧红的铁丝烙他的脚板心，将他的双脚整残。每次审讯，杨虞裳都仍口若悬河，宣传革命道理，并为荣世正开脱，承担起全部责任，大声对特务说：“开县的问题，由我全部负责，与荣世正无关，他正在生病，把对他的刑罚都加给我吧！”三天以后，他们被押到重庆渣滓洞关押，1949年11月14日，杨虞裳牺牲于军统电台岚垭。

　　巴北、七南、开县支队虽一直坚持战斗，但在敌人“铁篦清乡”和特务严密搜捕下，组织受到严重破坏，起义失败。（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