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祸西南十罪难赦

　　抗战结束，国内的矛盾焦点由全国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转为战后蒋介石政权维护一党独裁专政、武力消灭共产党与人民渴望建立和平、民主、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矛盾斗争。如果说军统特务组织在抗战时期多少做了一些有功于民族抗战的事情，那么这时的军统，其全部的力量都放到了维护国民党蒋介石一党独裁专政和镇压人民民主革命运动之中。徐远举作为军统的大特务，为此使足了全身的干劲，用他自己话说，就是“竭尽忠智，为非作歹，罄竹难书”。

 

　　 第一宗罪：积极反共

 

　　1946年1月，徐远举任军统北方区少将区长，5月离任，在短短的任期内，徐远举即奉行蒋介石破坏“双十协定”挑起反共内战的方针，对关押在西安劳动营的十八集团军干部进行迫害，清查出400多人准备加以残害，结果事机泄漏，引起强大的社会舆论的抨击，才不得不放弃杀机。

　　1946年5月，国民政府由重庆迁回南京，在重庆设置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何应钦任主任，由张群代理主任职，张群指名调徐远举任行营第二处处长。

　　（这里稍作说明：重庆行营最早成立于1935年11月，是国民党政权既为协调西南军阀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行动，也为中央政府借机控制西南地区而设立的中央派出机构，主任先后为顾祝同（贺国光代理）、张群；1938年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1939年1月，重庆行营撤销，同时在成都设立国民政府主席行辕，先后主任为贺国光、张群；1946年4月，恢复重庆行营，成都行辕撤销；1946年10月，重庆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辕，先后主任为何应钦、张群代理主任、朱绍良；1948年5月，改称重庆绥靖公署，先后主任为朱绍良、张群；1949年5月，改称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主任为张群）

　　7月，徐远举到任，同时，由军统局改组的国防部保密局指派徐远举兼管重庆、四川及西康的特务工作，他把监视中共在重庆的代表活动、《新华日报》社人员及各界民主人士的活动作为工作的重点。徐远举到重庆时，正值国民党政权疯狂镇压民主革命运动时期，著名教授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相继被暗杀，重庆、川康各界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徐远举一看到集会心里就反感，多次与部下密谋破坏，终因不敢惹众怒而作罢。

 

　　第二宗罪：捣毁《新华日报》，驱逐中共代表

 

　　1947年2月，蒋介石彻底撕下和平的伪装，下令驱逐中共代表，致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完全破裂，徐远举在重庆联合重庆警备司令部、重庆市警察局等军、警、宪、特，查封了公开的中共四川省委机关和《新华日报》、新华书店等，用武力强行遣送中共人士回延安。

 

　　第三宗罪：“六一大逮捕”迫害民主运动

 

　　由于国民党政府不顾人民的意愿顽固地发动内战，并把大量的教育经费挪用于内战，致使国统区的教育危机日益严重，加之内战使民生凋敝，物价飞涨，靠工资的教师朝不保夕，靠助学金和贷金的学生食不裹腹，挣扎在失学失业和饥饿衰亡威胁中。1947年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等地的大专院校学生5000多人在南京中央大学会合后，举行了“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喊出了“向炮口要饭吃”的呼声，游行队伍遭到宪兵和警察的镇压；同日，北平和天津的约万名大中学生也发动了示威游行。“五·二○”事件后，重庆、武汉、广州、长沙、昆明等全国各地6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声援运动，重庆各高校准备联合于6月2日举行总罢课一天，6月1日，重庆国民党当局根据国民党中央党政军联席会议制定的武力镇压学生运动的要求，出动大批军警宪特武装，冲入各高校、报馆、商会等，逮捕师生、新闻界、文化界及工商界人士共约260人，这就是有名的重庆“六一大逮捕”事件。在此镇压行动中，徐远举率领部下积极冲锋陷阵，并将已关闭的渣滓洞监狱重新开监，关押被捕人士，在国民党当局迫于社会压力同意释放被捕人员后，徐远举仍继续监禁几十名“六一事件”被捕人员，并在“11·27”大屠杀时杀害了其中5名被捕人员。

　　第四宗罪：破坏《挺进报》和中共地下党组织

 

　　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在重庆办了八年的《新华日报》被徐远举一伙掏毁后，重庆的政治生活顿时陷于一片沉闷压抑的氛围中，当局实施的白色恐怖政策，更使很多进步群众对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未来感到万分迷惘。为了让重庆人民听到真理的声音，了解国家发展形势和人民解放战争进程的真实情况，陈然、蒋一苇、刘镕铸等几个暂时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地下党员，把从香港寄来的新华社通讯稿的内容摘编下来，刻印成一份无名小报，在一部分进步群众中散发传看。小报后来流传到中共重庆地下市委领导手中，市委委员彭咏梧辗转与小报编辑组接上关系。经重庆市委研究，决定将这份小报办成市委机关报，并命名为《挺进报》，于1947年7月正式出刊。

　　1948年初，随着解放战场上解放军的步步胜利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失败，中共川东临委根据上级关于“加强统一战线，开展对敌攻心战”的指示精神，决定扩大原来主要用于组织内部学习使用的《挺进报》的发行范围，使其成为针对国民党统治当局开展攻心战的武器，从第13期开始，《挺进报》大量向国民党军、警、宪、特机关和重要官员寄发，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严重恐慌。　　1948年4月，徐远举利用中共重庆地下党组织的叛徒，破获了中共重庆地下党市委机关报《挺进报》，并通过《挺进报》的线索，大肆逮捕中共地下党员，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破坏和逮捕行动从重庆城区逐渐扩展到郊县、扩展到四川地区，包括成都，徐远举还亲自带着特务到上海、南京去破坏和逮捕中共中央负责西南地下党工作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因党的机构及时转移而未得逞，但仍逮捕了8名地下党员。

　　这次由《挺进报》案件引发的大破坏和大逮捕行动，一直持续到1949年1月才告一段落，总共逮捕中共地下党员及进步群众133人，除上海、南京外，重庆及四川地区有125人被捕，其中，有56人被杀害；有32人下落不明；有25人脱险或获释；有8人叛变后参加特务组织；还有4人虽叛变，但因徐远举认为他们有的叛变得不彻底，有的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仍然将他们处死。

 

　　第五宗罪：镇压川东武装起义

 

　　解放战争时期，四川成了国民党打内战的重要粮源和兵源之地，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抗战胜利后，四川人民未得到一口喘息，又被拖入内战的深渊。为了解救在苦难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中共重庆地下党以“抗丁、抗粮、抗捐”为号召，发动、组织农民群众武装自救，在上下川东（现重庆市东部和四川东北部地区）领导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破获《挺进报》案的同时，徐远举又配合罗广文的部队对川东武装起义进行残酷的围剿和镇压，派出大批特务组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疯狂逮捕游击队员和掩护游击队的进步群众数百人，有的当场杀害，有的抓回重庆关押在渣滓洞、白公馆，最后也惨遭杀戮。

 

　　第六宗罪：查封民盟，迫害民主人士

 

　　中国民主同盟是中国主要的民主党派，由于它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内战乱国的政策，于1947年11月被国民党当局强迫解散。早在民盟被当局解散前，徐远举就长期派特务监视民盟组织和盟员的活动，还借“六一大逮捕”之机抓捕了一大批民盟成员关押在渣滓洞监狱，随后又查封民盟在重庆的机关，继续搜捕民盟成员。

　　1948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徐远举派出“红旗特务”打入民革组织内部，监视、跟踪民革西南负责人杨杰将军。杨杰是国民党陆军上将，曾任陆军大学校长、军令部次长、驻苏大使、国民党中央执委，抗战胜利后致力于和平民主运动。1949年9月，徐远举亲自率特务赶到昆明，与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一起去逮捕杨杰，因杨杰机警，先一步化装逃到香港而未成，徐远举又将自己掌握的线索和杨杰可能的去向详细报告给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毛人凤据此另派特务在香港将杨杰将军暗杀。徐远举还在重庆和四川逮捕了原同济大学校长周均时、《新蜀报》总编王白与等一大批民革成员，并加以杀害。

 

　　第七宗罪：昆明“九九整肃”

 

　　抗战时期，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迁至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使昆明的民主气氛高涨，抗战胜利后，李公朴、闻一多为民主和平事业先后在昆明被特务暗杀，更激起了云南人民争民主反内战的运动的高潮。在人民民主运动的影响下，云南省参议会大多数参议员长期坚持反内战、争民主，影响很大，深为蒋介石所嫉恨。1949年9月9日，徐远举以保密局西南特区区长的身份，亲率大批特务飞赴昆明，大搞“整肃”，查封了省参议会和多家报馆，逮捕省参议会、新闻界和文化界的民主人士三百多人准备加以大规模杀害，由于云南省主席卢汉软磨硬抗拖延时间到发动起义，才使这数百人幸免于难。

　　第八宗罪：屠杀杨虎城、“小萝卜头”

 

　　杨虎城将军与张学良将军联合发动“西安事变”，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是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民族千古功臣，但“西安事变”后，杨将军即被逼出国流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杨将军主动回国抗日，却遭到军统特务的秘密扣押，并被监禁十几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已成定局，蒋介石对杨虎城将军更加愤恨，决意在撤离大陆之前置之于死地。徐远举积极参与策划、布置屠杀杨虎城将军的密谋和行动，并在毛人凤召集的会议上提出，如果将杨虎城将军在贵州拘押地就地杀害容易暴露目标，应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范围内秘密杀害，会议最后决定提押回重庆在集中营的松林坡秘密杀害。1949年9月6日半夜，杨虎城将军、将军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以及曾给将军当过秘书的《西北文化日报》总编宋绮云、宋的夫人徐林侠和他们的小儿子“小萝卜头”等6人同时在松林坡戴公祠遇害。

 

　　第九宗罪：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

 

　　当人民解放军解放西南的炮声打响时，保密局加快了“大破坏、大潜伏、大游击”部署，徐远举也明白国民党政权已无力支撑下去了，这时，他多次极力向当局和保密局鼓吹拖队伍上山打游击的重要性，提出把原中美合作所遗留下来的武器装备用起来，组成强大的游击武装，并在重庆解放前夕指使手下特务拼凑了数支流窜反共武装部队，如由他的副处长杨元森组建的“四一部队”，由刑警处长张明选组建的“重庆卫戍总部警备支队”，由保密局西南特区行动总队组建的“西南反共救国军”第三纵队第二支队等，但这些特务武装在解放军的打击下一触即溃，使徐远举的算盘落空。对于特务潜伏，徐远举以他对共产党和解放地区的了解，虽然认为没有什么大作用，但还是积极布置，亲自落实人员和寻找潜伏点，但所有潜伏的特务随着解放后西南特区副区长李修凯的自首纷纷落网。

　　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要求重庆守不住就要让它变成一堆废墟，徐远举积极执行，他拟订了对重庆进行大破坏的行动计划，得到保密局的认可并由保密局统一部署实施，徐远举也全力以赴安排力量加入其中。虽然由于中共地下党针对性地采取了组织护市、护厂、护校的行动，人民群众和社会民主人士也多方阻扰，特务的大破坏还是在重庆市区造成了破坏机器动力66754千瓦、各种器材67408吨损失，并殃及民房无数和一些无辜群众的伤亡。

 

　　第十宗罪：主持对政治犯的大屠杀

 

　　国民党当局在溃败之际，还制定了屠杀政治犯的方针，徐远举虽然后来承认当时认为国民党的败局已到了这个地步，再多杀人也毫无作用，徒增罪恶，但他还是积极、残暴地执行了这一方针，并亲自主持了重庆地区的大屠杀。他亲自主持拟订屠杀计划，开列屠杀名单，布置屠杀行动，于1949年10月28日至11月29日一个月时间内，对关押在白公馆、渣滓洞、新世界临时监狱、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看守所的政治犯进行了分批集体大屠杀，仅这一时期就集体屠杀了约287人，光是11月27日下午至28日凌晨一夜之间，就在白公馆、渣滓洞集体屠杀了207人，连未满周岁的婴儿也不能幸免，屠杀后，还放火烧毁了渣滓洞男牢房以图毁灭罪证，真是血债累累，恶贯满盈！

　　从上面列举的徐远举的十宗罪行，徐远举从一个少年具有为国效力、造福社会的热血青年，为了实现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而泯灭了良心和人性，自甘堕落为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的机器、镇压民主运动的鹰犬和屠杀革命人士的刽子手。1948年，徐远举因破获《挺进报》案有功，获得了一枚上等官佐四等云麾勋章，这个云麾勋章是什么呢？是民国时期国民政府专门用来褒奖立有战功人员的，用现在话来说就是军功章，依据国民政府1935年公布的《陆海空军勋赏条例》规定，凡陆海空军军人，对于国家建有勋绩或“镇摄”内乱立有勋绩者，得颁云麾勋章，非陆海空军军人或外籍人员对于战事建有勋功者，也可颁给之。而且，按照条例规定，“勋章勋刀之颁给上等官佐，由国民政府主席或最高军事长官亲授或派员代授之”。同时，保密局还为奖励徐远举，专门设立了一个西南特区，委任徐远举为特区区长，负责指挥保密局在重庆、四川、西康、云南、贵州的各个公开和秘密的特务机构。这时，徐远举的权势达到他一生的最高峰，他誓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基本上实现了。可惜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后，随着重庆解放，徐远举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他先逃到成都，继又逃到昆明，正准备再逃往台湾继续做他的“人上人”美梦时，却被卢汉的起义部队逮捕关进监狱，他从人生的顶峰陡然落到了阶下囚的地步，他一生追求的做“人上人”的人生目标也就此终结。他被捕的时间是1949年12月9日，这个月，他刚好满3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