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捏造、栽赃、逮捕、屠杀……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将国民党反动派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

　　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对蒋介石集团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进攻为辅的政策。军事压力减轻，蒋介石集团开始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抗战阵线内部的政治矛盾上。而此时，由于方针正确、组织有方、行动有力，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和抗日民主根据地得到很大的发展，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国统区的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也更加蓬勃。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嫉恨。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后，提出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并陆续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一系列秘密文件，以加强国民党的独裁统治。1939年12月，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全国各地不断制造反共摩擦事件，成都“抢米事件”就是这次反共高潮中的一次重大事件。

　　四川人称“天府之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一向富庶。国民政府迁入重庆后，政府机构与大批学校、企业以及成千上万的难民，一下子涌入大后方，毗邻重庆的四川，人口大量增长，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物价飞涨，纸币贬值，粮食紧缺。 黄河、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产粮区成为沦陷区后，四川粮税骤然增加。

　　1939年，成都地区出现了大面积的旱情，粮食收成减少。1940年春，旱情持续，米价不断上涨。2月29日，每石米价43元，3月14日竟涨到了70元。

　　一时间，官僚资本家、军阀、政客、大地主等四处派人抢购粮食，囤集居奇，致使米价数涨，因为囤米的人越来越多，以致市内所有米店都空空如也，老百姓拿着钱买不到米，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市郊一些地方便连续发生划米口袋，贫民抢米和“吃大户”的情形。

　　1940年3月14日晚上，一群饥民围在成都市老南门黉门街四川地方实力派人物潘文华的重庆银行米仓门口，等候买米。有些人已经几天都没有买到一点米了，他们围坐在一起，说起各自的境遇，这个说家里已经三天没买到米了，孩子每天喝米汤饿得哇哇哭；那个说全家人还在等着他买点米回去做晚饭；又有人说，听说刘湘的老婆刘周书囤积了上千石米在重庆银行的仓库里，因为时间久了，发生霉烂，把霉烂的米向府河里倾倒，每天都要倒掉几十袋。此消息在人群中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人站起来，朝仓库的卫兵愤怒地吼叫：“我们饿肚子，你们把米烂了往河里倒，赶快把米拿出来！”但是，仓库的铁门紧闭，卫兵荷枪实弹，对着人群。

　　这时，又有人发现仓库门缝有米流出来，饿了几天的穷苦百姓便从这些仓库门缝里连泥带土拾捡流出来的米粒，附近居民听说重庆银行仓库能捡到米，一传十，十传百，蜂拥而至，挤满了大街小巷。当晚八点多，仓库门口已聚集多达数千人。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一声：“抢”！饥民如大梦初醒，砸破大门一窝蜂冲进仓库。

　　这时，四川省警察局局长唐毅得到南门外“抢米”的报告，立即电话通知坛神庙警察分所所长郭善祥率武装警察就近镇压，并加派一个保安警察中队前往，协助执行。同时，成都警备司令部，宪兵团也闻讯赶派部队前去。一时间乱作一团，有的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被踩伤了腿。受伤者的嚎哭声与逞威者的咆哮声交织在一起。这场冲突中，警察与民众各有数人受伤。

　　当晚，眼见局势无法控制，警察开始抓人。《时事新刊》报社记者朱亚凡，家住南门外，听到人声喧嚷，出于新闻记者的敏感，立即前往出事现场察看。郭善祥见他穿着不像普通老百姓，且在人群中穿梭，颇为可疑，立即将他逮捕，押送警察局。

　　《时事新刊》是地方实力派人物邓锡侯资助的成都进步报刊，一直有共产党人的身影。成都警察局司法科长谭齐审讯朱亚凡并将情况向局长唐毅汇报。唐毅听到朱亚凡是《时事新刊》的记者，便认定朱亚凡必是共党分子无疑。于是，唐毅急急拜会军统特务头子、成都行辕调查课课长张严佛和中统特务头子、国民党四川省党部调统室主任何培荣商议处理的办法。三人密商决定，把朱亚凡口供篡改为：“承认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省委发动的抢米风潮，并派朱担任现场指挥。”把饥民抢米问题，扩大为共产党领导的，有计划的“暴动事件”。

 　　张严佛是个特务老手，他认为只有朱亚凡的假口供还不够，为了更多地说明“春荒暴动”是共产党发动和领导的，必须再制造一些证物。他与何培荣、唐毅商议，又捏造了一个署名“道生”发给成都市共产党员鼓动群众参加“春荒暴动”的一件通告。很快，朱亚凡被以“临场指挥‘春荒暴动’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判处死刑，于3月20日执行枪决。

　　在捏造“共产党发动‘春荒暴动’”的假证同时，张严佛把共产党发动“春荒暴动”的密件报戴笠，并提出了早已监视的二十几个共产党员的黑名单。戴笠迅即批准照单捕人。

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烈士

　　罗世文是十八集团军驻成都办事处负责人，公开的共产党人。张严佛把逮捕罗世文的任务交给川康绥靖公署稽查处情报组组长杨茂涛。3月16日晚，《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所在的祠堂街一带突然停电，天正下小雨，街上店铺很早就关门停业了。当晚，罗世文刚到祠堂街《新华日报》馆，一群特务一拥而上，挟持而去。随后，《新华日报》成都分馆营业部负责人洪希宗，《大声周刊》负责人车耀先等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相继被捕。特务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处，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工作人员20多人。不久，国民党成都行辕又颁布了《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四川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3月17日，中共中央南方局叶剑英、董必武闻讯后报告中共中央，叶剑英还及时向国民党与共产党联络的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立即释放罗世文等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人士。3月18日，《新华日报》社社长潘梓年致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王世杰，要求彻底调查此事。

　　南方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成都市委员会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在成都、重庆、西安等地散发。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共产党员及文化界人士”。

　　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都事件经过及戒备国民党阴谋破坏的指示》，要求各地和各级党组织“必须提高革命警惕，时刻戒备反共投降分子的武装袭击和破坏阴谋”。四川党组织根据党中央指示，对党组织的形式，斗争方式等作了一系列转变，并遵照周恩来提出的“勤学、勤业、勤交友”的三勤方针，号召党员以社会职业为掩护，深入群众，坚持长期斗争。

　　经过中共中央的呼吁和南方局的奔走，《新华日报》成都分销处恢复营业，特务也停止了公开大规模的抓捕。但却拒不释放罗世文、车耀先，并将他们被转押到重庆、贵州关押。1946年8月18日，罗世文、车耀先二人被秘密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