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外交家——龚澎

作者:左仁英 来源:红岩联线 2019-11-21

1971年9月,在第26届联合国大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有一张著名的照片“乔冠华的大笑”定格、诠释了这一伟大的时刻。乔冠华是谁?是我国时任外交部长。其女儿乔松都却说: “乔冠华的大笑”后面,有“一双深邃的眼睛”!这双深邃的眼睛的主人又是谁呢?乔松都:是母亲龚澎!

龚澎,何许人也?为什么说“乔冠华的大笑”后面有她深邃的眼睛?

龚澎,毛泽东称她“天生丽质”,周恩来说"没有人能够代替她。”她是抗战时期重庆外交界的活跃人物,“周恩来的新闻发布员”,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彭德怀、陈毅等新中国开国领导人都做过翻译,新中国第一位女司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新闻司首任司长。

 龚澎原名“龚维航”,燕京大学的高材生,“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小组负责人,因敬仰革命志士澎湃而改名“龚澎”。

1970年,周恩来总理听说龚澎又病倒了,红卫兵小将们不让龚澎就医,还继续批斗和勒令她继续打扫厕所,周总理亲自联系龚澎就医,并到医院看望,对她说:“你在我身边工作了30年,我是知道你的,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我们什么困难没经历过?不能被眼前的困难吓倒!你好好休息,养好身体,还要为我们国家的外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龚澎感到十分欣慰,感谢总理的问候和肯定。

那激情飞扬、战火纷飞、敌后作战的人生,一幕幕一桩桩,浮现在龚澎的脑海…….

一、激情飞扬的学生时代

“年轻真好哇!”龚澎心里不禁感叹了一声。龚澎清楚的记得,那是1935年,自己21岁,还叫“龚维航”,还在燕京大学历史系念书呢,学校组织了6个大队参加 “一二·九”抗日救亡万人大游行,自己是大队长之一,加入了敢死队,冲在队伍的最前面。

龚澎带领同学们高呼口号:

“各党派联合起来!”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洁白的围巾随风飘扬,那是龚澎学生时代的定格。

游行结束,当局封锁消息,龚维航就和姐姐龚普生一起,在学校未名湖畔临湖轩,主持召开了外国记者招待会。龚维航用流利的英文,揭露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暴行。

这,也许是龚澎走上外交道路的起点吧。

龚澎清楚的记得,那是1936年,自己24岁,还是学生,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多么光荣啊!

当龚澎面对党旗举起拳头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时候,使命感充满心田,再也没有消失过。从那时起,龚澎为民族、为国家献身的理想就没有过一丝的动摇。

尽管最近又被批斗了,又被勒令打扫厕所了,但龚澎的信仰,依然没有一丝动摇。

因为,自己改过名,明过志,宣过誓。

龚澎清楚的记得,自己从新闻系老师埃德加·斯诺那里看到英文版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延安的各种照片时,自己是那么兴奋!

延安,为龚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龚澎第一个把《红星照耀中国》的精彩章节翻译成中文,同学们争相传阅,大家对革命圣地延安,充满了向往。

二、心动行动,奔赴延安

心动不如行动。 1937年,龚澎从燕京大学毕业了,决定去延安。启程前先回家,实际是告别亲人。但龚澎最终并没有告诉父母此去何地,一是害怕父母不允,二是害怕父母担心。

龚澎悄悄地启程了。那是一年最冷的季节,但龚澎的心却是火热的。

取道香港,辗转跋涉,穿越了敌人无数道封锁线,1938年初,龚澎终于到达延安。

龚澎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

7月,毛泽东主席要会见外宾。当接到要为毛主席做翻译的通知时,龚澎是兴奋和忐忑的。怕见到主席手足无措,怕翻译不好。但龚澎凭借深厚的知识积累、扎实的英文功底,对国际国内时事的理解和把握,让毛主席的此次外事活动圆满成功,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赞扬。

三、太行白杨,爱情见证

想到1938年,龚澎微微地笑了,感觉病痛减轻了不少,也没有那么疲乏了。

是呀,1938年是那么美好,那么幸福!

年初,到了向往已久的延安,成为马列学院第一批学员。

7月,做了毛泽东主席的英文翻译。

10月,被党组织安排到位于抗战前线太行山的《新华日报》华北版工作。

但事情就是那么巧,路上竟与八路军副总司令员彭德怀同路。爱惜人才的彭总,直接把龚澎留在太行山八路军总部秘书科工作!

是的,1938年-1939年,是那么美好!

龚澎直接在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参谋长左权、副总司令员彭德怀等八路军高层领导下工作,发现问题、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得了飞速的提高。

龚澎是那么充实,除了高质量完成秘书工作,还教民兵、妇女学文化,深入农村,向群众宣传新思想新观念,使当地大男子主义盛行、男尊女卑的陋习有了很大的改善。

是的,1938年-1939年,是那么美好!

龚澎认识了德国留学归来同在秘书科工作的刘文华,同样的青春、相同的理想,他们有说不完的话。从此,工作之余,小树林里,留下了他们许许多多的小秘密,相识、相知、相爱,然后…..然后…..,他们秘密结婚啦!

想到这里,龚澎心里说:“30年啦,那棵杨树该长成参天大树了吧!我和文华刻在上面的名字和结婚日期,还认得出不?”

“文华!”龚澎在心里轻轻地唤了一声,“与你相处,是那么美好,那么甜蜜,那么幸福!但是,我们婚后在一起的时间太短暂了,太短暂了啊,只有不到30天,不到30天啊……”

杨树下,龚澎依偎在丈夫的怀里:“文华,我要走了,组织通知我去中共中央南方局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工作…..”

“我舍不得离开太行,离开这里的同志,离开你呀……”

“重庆是战时首都、是中国现在的心脏。组织既然安排我到重庆工作,说明组织信任我。我不能辜负组织的信任和期望,是吧?”

 刘文华:“是的,我也舍不得你走……但我们还年轻,人生的道路还很长。等到抗战胜利的那天,就是我们团聚的日子!”

 “对!我们一定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抗战胜利的那天,就是我们团聚的日子!”龚澎、刘文华紧紧相依,坚定相约。

想到与文华的别离,龚澎的心一阵阵发紧,眼睛湿润了。

那是龚澎人生中与家人、与同学、与同志无数次别离中的一次。

但那次,却深深藏在了龚澎心底,后来再也不愿触及。

那是约定了团聚的别离,那是充满希望的别离,但最终却成为再没相见的死别!

1942年6月后,龚澎很久没有收到丈夫的来信了。心里奇怪着:“我们不是约好你每十天寄一封信给我吗?你的身体还好吗?工作顺利吗?前线战况如何?工作之余、夜深人静之时,你想我吗?你知道我,在想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