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副大型油画，名为《周恩来和他的朋友们》。该油画刻画了近百个人物，主人公周恩来身着皮大衣位居中间，位于四周的是来自各党各派、各行各业的代表，集中展现了周恩来独特人格魅力和卓越风采，也是周恩来和南方局统战交友工作的一个缩影。油画中，最右侧身着黄色外衣、一身正气的是美术大师徐悲鸿，徐悲鸿旁边身穿深蓝色西服者是版画家王琦。抗战时期，以徐悲鸿、王琦为代表的中国美术家以刀笔为戈，淋漓尽致地发挥“笔杆抗战先锋”、“反侵略尖兵”的作用，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而周恩来在推动抗战美术界的团结，发展抗战美术运动的过程中，与美术家们志同道合，亲密交往，给后人留下了一段段艺坛佳话。 

周恩来委托郭沫若给生病中的徐悲鸿带去了延安的小米和红枣

周恩来与美术家的交情，徐悲鸿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两人之间始终肝胆相照，心有灵犀,位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和周恩来亲自题写“悲鸿故居”的匾额，就是他们深厚情谊的实物见证。1956年，一位外国艺术鉴赏家访华，他请周恩来为自己珍藏的一幅徐悲鸿《奔马图》题字留念，周恩来欣然题写了：“山河百战归民主，铲尽崎岖大道平”，不仅体现出他在书法艺术上的功力，也是他对徐悲鸿绘画艺术的理解和尊重。

周恩来与徐悲鸿最早相识于巴黎相识。1924年的一天，周恩来来到巴黎公社社员墙前悼念英烈，此时，他看到不远处有一位黑头发、黄皮肤的青年正在作画，他画的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周恩来在一旁默默观看着、欣赏着，直到青年随手采下几片叶子当书签，把画收入了画夹后，周恩来才走上前与他攀谈。细聊之下竟得知对方是江苏老乡，名叫徐悲鸿，1919年来到巴黎学习西方的绘画技法，异国他乡遇到同胞，两人倍感亲切，谈得很是投机，还一同在巴黎公社墙前合了影。徐悲鸿告诉周恩来，他认为西方绘画艺术可以引入中国传统的绘画艺术中，洋为中用，才能创作出符合时代需要现实题材。对于徐悲鸿想用艺术的形式唤醒时代、召唤国人的想法，周恩来很是赞同，心里十分佩服这位青年画家。就这样，政治和艺术碰撞出了友情的火花，一番畅谈之后他们怀揣着各自的梦想踏上了救国之路。

全国抗战爆发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成立，作为中共代表的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主管由郭沫若为厅长的政治部第三厅，领导全国救亡文化工作。当时曾准备聘用已享誉全国的徐悲鸿负责绘画木刻方面的工作，本来有望在武汉实现抗日合作的周恩来和徐悲鸿二人，却因徐悲鸿遭到国民党人的冷遇而无疾而终。随后，徐悲鸿跟随中央大学西迁来渝,开始了他的八年重庆情缘。重庆的山与城带给徐悲鸿新的艺术灵感，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浪潮为他的创作增添了抗战的民族情怀，美术创作由单纯的取材历史嬗变为关注现实。1940年期间，国内战场节节败退，抗战进入极为艰难的阶段，许多人发出悲观的论调，而徐悲鸿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巧妙运用中华民族历史上“愚公移山”的神话故事，画出震惊世界的《愚公移山》，展示中国人民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精神，驳斥抗战悲观者的丑恶嘴脸。1942年徐悲鸿创作了闻名于世的《六骏图》，画中六匹奔跑的骏马飘逸洒脱，墨笔浓淡相宜，线条粗犷，展现出马的威猛气势、健硕体魄。该画大气磅礴，是中国抗战精神的象征。1943年徐悲鸿欣喜万分，因为他看到了抗战胜利的曙光，特别创作了一幅《会师东京》，画中一群狮子站在富士山之巅，其中含义已经不言而喻了。徐悲鸿还十分关心重庆百姓的民生疾苦，先后创作了《巴人汲水图》、《巴之贫妇》等名作。尽管身在重庆后方，徐悲鸿却始终心系抗战前线，牵挂着祖国命运，1938年至1942年期间，他多次离开重庆前往香港、新加坡、印度、马来西亚等地开办画展，并将画展和卖画所挣的10万美元全部捐献给抗战前线。据统计，徐悲鸿是为抗战捐款最多的画家，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他以一位画家的方式默默支持着国家。

对于徐悲鸿这样一位爱国、正直且才华横溢的美术家，周恩来一直牵挂于心，1945年初周恩来听说徐悲鸿由于长期的艰苦生活和过度劳累陷入困境时，百忙之中特意委托郭沫若带着延安的小米和红枣去江北盘溪看望徐悲鸿，并向其转达因国事繁忙不能亲自探望的歉意。面对着这黄灿灿的小米和红艳艳的大枣，徐悲鸿苍白的脸颊也顿时有了红润。郭沫若在与徐悲鸿谈到当前时局时，拿出了一份《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的文稿，坦言只有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才能真正实现抗战建国大业，徐悲鸿毫不犹豫的在上面签署了自己的名字，主张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2月22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这份有312人签名的《进言》。徐悲鸿事后面对国民党特务的一再威胁，更是严正声明，拒绝撤回签名。抗战结束后，徐悲鸿离渝北上，担任北平艺专校长一职。途径上海时，与周恩来不期而遇了。周恩来鼓励道，希望你把北平艺专办好，为人民培养一批有理想、有能力的美术工作者。带着周恩来的勉励和嘱托，徐悲鸿迅速北上，并随后投入到新中国的美术教育事业中。 

周恩来满怀深情说道：“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

何香凝是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国民党左派政治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同时也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她的美术创作与革命事业紧密相连，其作品《醒狮西顾》《梅花》《高松图》等深受推崇。周恩来和何香凝一家交情深厚，周恩来曾经满怀深情说过：“我与廖家已有三代交情。”1950年8月初，邓颖超与周恩来结婚25周年之际，何香凝还精心绘画一幅“梅花松柏图”，题“恩来颖超结婚25周年纪念”。1954年邓颖超50岁生日时，她又画了“菊花图”相赠。

谈起周恩来和何香凝的交往，可以追溯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何香凝的丈夫廖仲恺是国民党左派领袖，夫妇二人孙中山先生的坚定追随者，也是“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廖仲恺在黄埔军校时期就十分赏识周恩来，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上廖仲恺向孙中山推荐了周恩来，说他是一个很能干、很有经验的年轻共产党人，黄埔军校成立后周恩来受聘担任政治教官，后出任政治部主任。廖仲恺和何香凝的子女廖梦醒、廖承志和周恩来关系亲密，爱婿李少石曾任周恩来秘书，李少石和廖梦醒的女儿李湄还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干女儿。廖仲恺遇难后，周恩来一直对何香凝和他们的子女特别关心。1937年廖承志顺利达到延安后，周恩来专门托人告诉何香凝以解除她对儿子的担心。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旅居德国的何香凝闻讯便收拾行装乘船回到上海。她发动国内著名画家组织“救济国难书画展”，并把自己个人历年所作之画及珍藏的书画拿来义卖，将所筹得的钱款捐给红十字会。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何香凝与宋庆龄冒着炮火赶到前线，慰问违命抗战的第十九路军，还组织上海妇女建立医疗队。1939年南方局成立后廖承志任南方局委员，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沦陷，日军的炮火毁灭了香港这个“世外桃源”，此时包括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矛盾等一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进步文化人士聚集在香港，如果这批文化精英遭遇不测，将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重大损失。危机关头，中国共产党人全力以赴，毅然扛起了营救重任。经党中央指示，12月8日，周恩来致电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指示想办法将送这批人士安全转移到东江游击区，当天廖承志和在港的南方局同志研究部署了营救方案。12月9日，周恩来再次致电廖承志等人，对营救路线作出具体指示：“据此间材料我估计太平洋避险切断各国联系，故关系香港，菲律宾均将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时期，而伤害交通又已断绝，因此香港人员的退路除了去广州湾、江东外、马来亚亦可去一些。”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周恩来多次致电关心询问，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廖承志首先与江东游击队取得联系，做好武装护送的准备，再分批会见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告知撤退方案和路线，要求他们找好隐蔽地点，同时，廖承志还负责探路，布置沿途掩护点和交通线。在南方局隐蔽战线和抗日游击队的精心策划组织下，将营救分为海、陆等多条线路，经过100多天的时间，这群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界人士分批先后达到苏北根据地、重庆、上海、桂林等地，成功营救爱国民主人士、进步文化人士及家属800多人，周恩来是这次营救工作的领导者。此次虎口脱险是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史上的一个奇迹，如果没有这次大营救，中国近代政治史、文学史、艺术史都可能是另一番面貌，茅盾称它是“抗战以来最伟大的营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