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执行中共中央对台主张是南方局的一项重要工作。南方局书记周恩来重视台胞抗日斗争，领导台籍中共党员开展抗日活动，并对台湾抗日团体及岛内的工作作过重要指示。南方局在重庆为光复台湾做了大量工作。由于资料等方面的原因，学界对南方局开展的台湾工作论及较少，对台籍中共党员李纯青（后任台盟副主席）与南方局的密切关系不甚明了。李纯青曾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展抗日宣传，并奉命赴台执行政治任务。这段历史印证了“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为我们思考当下的两岸关系带来重要启示。 

根据周恩来指示开展抗日宣传 

在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中，台湾人民没有缺席。许多台湾青年为了抗战，跨海来到祖国大陆投入到抗战行列。李纯青因而慨叹：“每个台湾人寻找祖国的经历，都是一部千万行的叙事诗。”李纯青在重庆的抗日经历，何尝不是一部恢弘的叙事诗。

李纯青，台湾台北人，著名的日本问题专家、政论家，台盟领导人。1929年入读上海大陆大学，在校期间结识陈乃昌（福建安溪人，印尼华侨，1927年加入中共，抗战时期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及许涤新等同学。1934年加入中共，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1937年11月，经陈乃昌、范长江介绍，进入上海《大公报》，任日文翻译。1938年5月，转到香港《大公报》工作。1941年4月，又转到重庆《大公报》，撰写社论。

在战时首都重庆，经旧友陈乃昌推荐，李纯青与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接上关系。李纯青回忆道：“1941年，我调到重庆《大公报》后，又找陈乃昌向周恩来同志转陈我的情况，恩来同志指示：‘宣传抗日，就是革命，保持目前情况，更为方便’，并指定专人与我联系。”周恩来指派《新华日报》的许涤新（南方局统战工作委员会经济组组长，《新华日报》编辑）和石西民（《新华日报》编辑部主任），以报业同行的公开身份，与李纯青保持密切联络。李纯青和周恩来的这层特殊关系，为李日后赴台执行中央关于台湾工作的重要指示埋下了伏笔。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李纯青写了大量研究日本问题的政论文章，冷静、客观地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本质，不仅鼓舞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斗志，也为同盟国提供了有力参考。李纯青认为，抗战时期他所做的抗日宣传，是他一生所做的最主要的一项革命工作。李纯青说，“八年抗战，我耗费了大部分时间，在研究日本问题，写宣传抗日文章。当时日本发生每件大事，我差不多都写过介绍或评论。有时一日疾写数篇，彻夜工作……我总是就实论事，尽量客观，说得准确。重温这部分论述，核对那些意见大体与事实相去不远”。我“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去观察这个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国家。我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要战胜敌人”。

针对美国舆论界抛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于1943年1月24、25日，3月24日，先后发表总编章汉夫的文章《罗斯福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和社论《战争与战后问题》进行批驳，鲜明地表达收复台湾的坚定政治立场。1943年6月17日，台湾“始政纪念日”（1895年6月17日，日本正式在台湾施行殖民统治），《新华日报》发表社论《台湾，回到祖国来》，表达中共收复台湾的决心和信心。李纯青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中国必须收复台湾》《再论关于台湾问题——〈读美国的战后设计〉》等社评文章，与《新华日报》的观点相互呼应，强烈反对美国所谓台湾“国际共管论”的谬论，力主中国收复台湾。

当年，台籍爱国人士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他们主张台湾光复，呼吁台湾人民参加祖国大陆的抗战，对台湾人民产生了很大影响。台湾人民一直为台湾回归祖国怀抱而努力。作为台湾革命同盟会的主要成员，李纯青参加这一抗日团体关于台湾归宗中国的宣言起草工作，表达了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 

向南方局呈报二战情报 

关于当年在重庆的地下活动，李纯青的《回顾与思考》一文有这样的记录：

谢南光是位资深政治活动家，学多识广，曾经和我有过密切的工作关系。由他提供第一手资料，由我分析评价，去伪存真，作出判断和建议，然后，由我妻子送到某个急需的地方。

李纯青与台籍中共党员谢南光有密切的工作关系。谢南光为台湾革命同盟会常委，并任国际问题研究所组长，他曾代表国际问题研究所参加在重庆南山蒋介石官邸召开的“乙种会报”。谢南光将有关信息传递给李纯青，由李纯青整理、分析后作出判断和建议，并呈报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李纯青夫人谈家芳便是送情报的人。周恩来指示将有关苏联战场的情报及建议送苏联大使馆。笔者曾在北京采访李纯青夫人谈家芳，谈老回忆道：

我们在重庆时的工作已非常活跃，谢南光每周必来，他们是宋斐如（台湾台南人，左翼文化界人士，日本问题专家，台湾光复后曾任台湾行政长官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台湾《人民导报》社长）介绍认识的。我们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谢南光参加国民党中央有关会议，取得最高机密，立马告诉李纯青，李纯青进行整理，提出当时形势重点及建议。譬如德国进攻苏联，李纯青曾提出应发动国际舆论迅速开辟第二战场，以削弱对苏联的压力，这一建议非常紧要。周恩来总理指示这些情报给党内一份，又说明第三国际尚未解散，应给有关方面一份。当时，我就是那位送材料的快递员。我装扮成一个时髦女郎的模样，替李纯青、谢南光传递二战时期的秘密情报，情报来源和内容我不问，但是我心中充满着豪情，我是以一名小女子的身份参与挽救人类命运的工作，我深感自豪。

谈老已94岁高龄，她向笔者讲述发生在七十多年前的这段生命记忆时，神情仍然显得有些激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