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以下简称办事处）的历史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历史不可分割的部分。南方局在公开机构办事处的掩护下，开展了包括统战工作、党建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工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在南方局的倡导下锤炼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起成为我党的宝贵财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界对南方局及办事处的研究才逐步展开。目前已经取得丰硕的成果。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有关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成果,归纳存在的问题，找出研究的不足之处，并提出解决的建议，有利于南方局和办事处下一步的深化研究。

关键词：中共中央南方局      八路军重庆办事处     研究综述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在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设立在国民党统治中心重庆的南方局在极其险恶的政治环境和复杂的军事环境中开展了广泛的工作。它在公开机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掩护下，其领导人以中共代表或国民参政员身份，积极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配合根据地、八路军和新四军等，开展了包括统战工作、党建工作、军事工作、文化工作、群众工作在内的一系列工作，成功地维系了国共合作，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积累的丰富的经验，并在南方局的倡导下锤炼形成了光耀千秋的“红岩精神”，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一起成为我党的宝贵财富。本文以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成果为对象，梳理相关的研究，考察学界对他们研究的现状，经过归纳分析，试图找到研究的不足之处，尝试提出解决的建议，为进一步研究南方局和办事处提供支持。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的概况

在抗战时期，南方局是党中央在国统区设立的秘密机关。随着南方局的成立，办事处也相继建立，并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掩护中共地下组织的工作。八路军的办事处实际也是南方局的办事处，是南方局公开的对外办事机构，掩护南方局机关，并承担日常行政事务，南方局同时也利用办事处的公开身份开展了一系列的工作。

由于南方局的隐蔽性，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尘封了三十多年之后才逐渐公诸于众。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到“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党在国统区工作的历史、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历史等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反映，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包括南方局在内的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主要表现在党史资料征集、编纂使南方局研究工作进一步受到重视，得以加强。

     （一）南方局资料的征集

    上世纪80年代初，南方局研究的真空状态逐步有所改善。一批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工作的原南方局老同志身感有责任将当年在周思来领导下在国统区开展革命斗争的史料搜集好整理好，于是，酝酿组织开展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老同志的意见和行动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堂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和编研工作。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由孔原同志任组长，童小鹏、许涤新、郑伯克、徐迈进、荣高棠同志任副组长，下设军事组、电台组、文书总务组、经济组、党派组、机要组、青年组、警卫组、南委组、交通组、文化组，分别由在北京的原南方局老同志和在南方局领导下工作过的老同志组成。征集小组办公室设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由祝华同志任主任，王华生、紫非同志任副主任。

中共中央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成立后，即组织南方局老同志分组开展资料征集工作。1984年底，经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四川、云南、贵州、湖南、湖北、广东、广西、江西、福建和重庆等11个省区市党史部门参与工作。各地党委对这项工作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先后征集到3000余万字的档案、文献等资料和大量图片、文物。

《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当中收录了不少关于南方局的回忆录或其他资料。此外，《四川党史研究资料》、《重庆党史研究资料》、《中共党史研究》、《党史研究》、《青运史研究》、《四川党史月刊》、《广西党史研究》、《云南党史通讯》、《贵州文史丛刊》、《妇女生活》等期刊杂志，一些大学学报如《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以及报纸如《重庆日报》、《团结报》等也刊登了部分南方局资料。

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了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

在编辑丛书过程时，小组于1986年创办了《南方局党史研究资料》（季刊），到1989年共出九期，约200多万字。刊载了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各组的综合整理材料，宋平、胡绳、孔原、童小鹏等数十位南方局老同志的回忆录和部分研究文章。此外，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与红岩革命纪念馆在征集南方局老同志回忆录基础上编辑整理而成了《回忆南方局》[1]。这些材料、回忆录和研究成果，理清了南方局历史的主要脉络，澄清了南方局历史上的一些基本问题，为《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单位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多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2]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此后，对南方局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由此开始。

（二）办事处资料的征集

办事处资料的征集也伴随着南方局的研究逐步展开。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3]中，比较全面概述了重庆办事处的建立，开展的主要工作，直到办事处撤销等相关的文献、回忆材料、参考资料等。该丛书为进一步研究办事处做了资料收集与整理。

二、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的著作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的著作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的推动下，党史学界开展了南方局党史研究，产生了一批重要的著作研究成果。除了前面提到的六本资料集和《回忆南方局》之外，还有包括资料集、回忆录、论文集、著作在内的其他大量研究成果。

《第二次国共合作纪实丛书》[4]，共四题八卷500万字。分别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委、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重庆市委党校、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等协作编撰，重庆出版社1983年—1991年陆续出版。这部纪实丛书虽然不是有关南方局的专门资料集，但由于南方局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核心工作部门，因此其中包括了大量南方局和南方局所从事的工作的资料，对南方局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统一战线工作是南方局所有工作的核心，对其的研究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因此，关于统战的研究著作相对来说成果较多，时间也较早。南方局统战工作最早的研究成果是1985年出版的《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5]，次年出版了《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论文选》[6]。另外还有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联合编撰的《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7]。

《新华日报》是南方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广泛开展战时文化宣传工作的舆论阵地，具有极大的研究价值。比如：《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8]，为新华日报的研究工作打下了坚实的资料基础。《新华日报史（1938—1947）》[9]，这本书长达70万字，以事件为主体，以时间为顺序，全面、系统论述了新华日报从武汉成立到国统区共产党的喉舌再到被国民党查封这一长达十年的曲折历程。

隐蔽于国统区的南方局之所以能创造性的完成党中央交给的任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周恩来、董必武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正确领导。作为中共南方局第一书记的周恩来，是南方局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他的研究一直倍受南方局研究工作者的重视。比如：1989年，出版的《周恩来研究文集》[10]。1999年出版的多达44万字的《周恩来精神与风范研究文集》[11]。这些文集是对周恩来研究成果的汇编。

1990年在成都召开了全国性的南方局党史学术研讨会，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将会议论文编成《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12]，收入了研讨会近20篇优秀论文，共30万字。这次会议使南方局的研究突破地域范围，走向全国，为更多人所熟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抗战文艺运动是南方局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89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就编辑出版了长达47万字的《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13]。在此基础上《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14]的出版，使南方局抗战文艺运动的研究更加深入和完善。

南方局除了领导华南抗日游击队及其武装斗争之外，还对新四军的各项工作负有指导责任，所以对南方局和新四军的研究很早就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其中最早的代表作是郑洪泉和王明湘编著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15]。还有2012年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16]是最新研究成果的代表作。

1990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接手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后续工作时，提出了在南方局党史资料征编成果的基础上，组织编写《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的设想，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1993年，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申报，得到批准，列为了全国重点课题进行研究。由于种种原因，这部史稿花了十年才完成初稿。

《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17]是由中共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编，本书是在1986年版《大事记》基础上修订完成，新增了近20年来新披露的有关南方局的历史档案资料和最新研究成果，尽可能运用掌握的最新资料全面准确地记录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大事和要事，是该书更具全面性、准确性、史料性很权威性。

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到来，学术界出版了一系列有关南方局的著作。其中包括：回忆录集《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18]，普及读物《走进南方局》[19]，大众读本《千秋红岩》[20]。此外，还出版了一些纪实性的著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红岩儿女I：从潜流到激流（1939-1945）》[21]，《神秘脱险——秘密营救香港沦陷后困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纪实》[22]和《惊天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与秘密护送民主名流》[23]等。

2004年是南方局成立65周年，为了更好地总结中共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弘扬红岩精神，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重庆市委共同举办了庆祝南方局成立65周年纪念活动。同时将纪念活动的领导发言，专家发言以及红岩精神研讨会入选文章汇编成册，撷集成《红岩·丰碑：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5周年纪念集》[24]并出版。

为了迎接南方局成立70周年的到来，2009年5月中共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25]共七部，丛书由李忠杰总编，周勇、李蓉、姚金果副总编。连同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26]、《回忆南方局》[27]、《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册》[28]，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南方局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这一时期，还有胡大牛主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29]。

与此同时，一批南方局老同志相继撰写整理出版了回忆录。主要有：童小鹏的《风雨四十年》（1、2）[30]、《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31]和《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上下册）[32]；夏衍的《懒寻旧梦录》[33]，许涤新的《永怀集》[34]；侯外庐的《韧的追求》[35]；马识途的《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36]；郑伯克的《白区工作地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37]；张颖的《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38]等。这些回忆录对研究中共南方局历史起到了重要的参考和佐证作用。此外，《雾都明灯》[39]，故事性的展现南方局在国统区工作的日日夜夜。

（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的著作

办事处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公开设立的机构，同时也是党在国统区设立的秘密代表机关—南方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办事处是公开的，而南方局是秘密的。南方局依托办事处，同时又领导办事处，因此，八路军办事处与南方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也注意到了南方局与办事处的复杂关系。作为重庆抗战丛书之一，王明湘、刘立群、王泓编著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40]中梳理并论述了南方局与办事处之间的关系。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5）》，全面介绍了全国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的相关情况，其中《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41]中，比较全面概述了重庆办事处的建立，开展的主要工作，直到办事处撤销等相关的文献、回忆材料、参考资料等。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42]第7册中概述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建立和活动。谢本书 、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43]立足大后方的角度梳理和概述了大后方的历史，其中讲到重庆部分，重点介绍了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相关的情况；《钱之光传》[44]记载了钱之光在武汉、重庆、南京等办事处工作过的有关资料等等；

三、关于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的论文

（一）中共中央南方局研究的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年到今年，也就是改革开放40年，有关南方局的文章多达200多篇，不过除去其中大部分党的回忆性和资料介绍性文章，研究性论文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有100多篇。根据笔者收集到的研究性论文分析，从年代来看，大致可以分为两个研究高峰。

第一个高峰从1985年南方局资料征集小组成立并确定出版《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到1995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其中1993年由于《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的出版而达到顶峰，仅这一年就发表了论文18篇。第二个高峰是从2000年到2009年。特别是2002年，江泽民、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并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之后，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要求部署开展新一轮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以来，南方局的研究又一次被提到新的高度，从而大大激发了研究人员的热情，加快了研究的步伐，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成果。其中2005年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的时候研究达到了第二个小高峰。

如果从专题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统一战线的研究以及对南方局的综合研究成果最丰富，其次是文化工作、党建工作、群众工作的研究相对较多，对军事工作的研究，则相对比较薄弱。对红岩精神的研究成果较多，影响广泛。

下面分别以专题来进行分析，并列举一些有影响力的文章。

1、统一战线工作

对于统一战线的研究，学术界一直都比较重视，因此成果也最丰富。

比较早的是1987年，黄友凡在《重庆日报》发表的《南方局在重庆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活动》介绍了南方局在重庆的统一战线工作的基本概况。《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及其统战工作》[45]中对南方局和办事处的建立，对国民党、中间党派、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等统战工作做论述。

在南方局统战工作做全面系统论述的主要有周勇、胡大牛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性贡献》[46]、郑洪泉的《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基——南方局开展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历史功绩》[47]、陈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使命与贡献》[48]三篇文章。郑洪泉仅从中间党派的角度来论述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历史功绩。认为在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下的南方局，成功地团结了各个中间党派，不断壮大了革命统一战线，加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阵容，并为全国解放后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政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陈全指出：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共南方局紧密配合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战场，把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中心任务，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坚定地维护国共合作，最大限度地争取中间势力，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创了党的统战工作的新局面，为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对南方局统战工作及其历史性贡献论述最为精辟、最有理论高度的是周勇和胡大牛的文章。与陈全把时间局限在抗战时期不同，这篇文章时间上有所延展，从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到解放战争胜利为止。文章认为，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在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实事求是地提出统一战线工作新思路，即将统一战线的着眼点，从只针对国民党转到以国民党为主，以广大中间势力为辅。共产党的统战工作进入到实质性发展阶段，形成抗战末期事实上的民主党派阵营。抗日战争胜利后，南方局继续推进民主运动，加强民主力量的联合。民主党派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支重要的进步力量，成为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重要组成部分，为新中国民主政治格局提供了基础。这是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对中国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并进一步指出，从抗日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是领导全国人民争取民主、建立新型国家组织和政党制度的核心力量。共产党领导中国当时的中间势力逐步转变成为民主党派，并在艰难的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包括各民主党派在内的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既不同于苏联一党制，又不同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也不同于解放前国共两党政治体制，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真正新型的政党制度。这与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南方局从理论到实践的具体贡献密不可分。

统一战线工作是南方局的首要工作。将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与南方局统战工作结合起来研究，也是研究南方局很重要的方面。南方局“在国统区创造性贯彻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取得了辉煌的业绩”[49]。“周恩来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他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统战工作。形成了自己与众不同的统战工作特点”[50]。许涤新的《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51]，介绍了南方局在周恩来领导下对民族资产阶级具体的统战工作。董必武“在统一战线实践中始终坚持以无产阶级和人民利益为最高准则，同时一定条件下又有相当程度的灵活性”[52]，还有《叶剑英与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战工作》[53]等。在总结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经验方面主要有：《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工作经验刍议》[54]、《浅论中共南方局在统战工作中所取得的宝贵经验》[55]。对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主要有《论中共南方局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56]、《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民营企业家的民主觉醒》[57]、硕士论文《中共中央南方局对中间党派的统战工作研究》[58]，对国民党上层统治工作的研究有《抗战相持阶段南方局对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59]、《抗战时期南方局对国民党群团组织的团结与争取》[60]。此外《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海外统战工作的重大贡献》[61]、《中共南方局对少数民族的统战工作述论》[62]和《论中共南方局对爱国宗教界的统战工作》[63]分别论述了南方局的海外统战、对少数民族的统战以及对宗教界的统战工作。

2、党建工作

对南方局党建工作的研究，主要从党的建设、组织建设、历史经验，并结合当前党员教育等几个方面都有论述。比如《略论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的工作》[64]、《中共中央南方局加强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65]、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党的组织建设及其经验》[66]，许先立和李重华的《试论南方局的党员先进性教育》[67]该文从内容、方法、成效、特点、启示五个方面加以论述，认为南方局党员先进性教育独树一帜，卓有成效，有许多地方值得今天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借鉴。

3、文化工作

南方局文化工作的研究成果相对来说也比较丰富。而其中对抗战时期南方局领导下的文艺工作研究较多。主要有《周恩来对国统区抗战文艺运动的领导》[68]、其中博士论文《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69]从顽固派反动思想文化、中间势力错误文化思想、抗日民主文化等主要方面论述南方局在大后方的抗日文化统一战线，博士论文《握着文化的火炬反抗侵略——抗战视野下中共南方局文化工作研究》[70]从南方局文化工作的启动、南方局文化媒介的开拓、方局文化组织的巩固、南方局领导下抗战文艺运动的高涨、南方局文化理论的总结等维度综合论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以及硕士论文《“韧”的艺术——周恩来大后方抗战文艺思想与实践的初步研究》[71]等都论述了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以及周恩来在抗战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在文化统战、对文化人的统战研究方面也较为成熟，比如:主要有硕士论文《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的文化工作研究》[72]、《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73]、《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统战工作》^[74]、《试论南方局对国统区文化界的领导》[75]、《中共南方局创造性的贯彻党对文化界人士政策初探》[76]、《论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大后方文化人的觉醒》[77]等。

4、军事工作

南方局军事工作的研究相对比较薄弱，目前只有一篇硕士论文《中共南方局军事工作研究》[78]对南方局的军事工作进行了整体研究。而在公开发表的研究性论文当中，主要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南方局领导人与军事工作的关系，比如：《周恩来与南方局的军事工作》[79]和《叶剑英与抗战时期南方局的军事工作》[80]，二是南方局对地方实力派的军事统战。比如：《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概况》[81]、《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对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82]。外事工作的研究主要有三篇文章，分别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对外工作述评》[83]、《周恩来与抗战时期中共—英国关系的嬗变：以中共南方局与英国驻华大使馆为中心的考察》[84]，《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考察》[85]。机要电台工作由于其隐蔽性，资料搜集相对困难，所以研究成果也相对比较少。主要有《中共南方局的机要工作》[86]。

5、群众工作

人民群众是共产党在国统区得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保证，密切联系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研究学术界历来都比较重视。比如：主要有《中共南方局对胡世合事件的领导》[87]、《论“据点”》[88]、《“民协”在南方局青年组领导下卓有成效地开展民主运动》[89]对南方局领导的工人运动、青年工作、学生运动和民主运动进行了论述。硕士论文《中共南方局群众工作研究》[90]对南方局的群众工作进行了整体研究。《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91]将南方局联系群众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南方局妇女工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妇女委员会上，主要有《中共南方局妇委与国统区妇女抗日支前运动》[92]和《中共南方局妇委与战时儿保、儿教工作》[93]，《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94]等等。

6、综合研究

对南方局综合性的研究著述颇多，比如：从历史功绩和历史作用方面的主要有：《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历史功绩》[95]从加强了国民党统治区党组织的建设、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的开展、努力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等全面总结南方局为抗战胜利作出的历史功绩。这方面的论述还有《试论南方局的历史地位及其功绩》[96]、《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功绩探析》[97]、《再论南方局的历史功绩与地位》[98]、《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功绩》[99]、《论“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的历史作用》[100]、《南方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101]。

关于南方局的成立问题，诸多学者都有论述，比如：《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何时成立的》[102]、《关于桂林南方局的考证》[103]、《中共历次南方局的组建》[104]、《试论抗战时期建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105]、《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方局》[106]、《从组织角度看南方局不在桂林成立》[107]等，都对南方局的成立过程进行了梳理。有学者将南方局放在全国抗战的范畴来论述，比如：《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日战争》[108]。还有学者关注南方局管辖省区的相关研究，比如：《对1939年南方局作出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等项决定的探讨》[109]。重庆谈判在南方局历史上甚至中共党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南方局在整个谈判过程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学界相关研究颇多，主要有《周恩来和国共谈判》[110]、《南方局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111]。

7、红岩精神研究

红岩精神,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共产党人、革命志士,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革命斗争中铸造和培育的崇高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对中共中央南方局有关问题研究的深入,红岩精神逐渐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学界围绕红岩精神的提出、形成条件、科学内涵、主要特征、历史地位、现实价值以及弘扬路径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不少颇具创见的观点,研究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深化红岩精神研究,需要从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丰富研究内容和创新研究方法等方面着力。关于红岩精神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有《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112]和《论"红岩精神"》[113]从红岩精神的来源、内涵、历史地位等全面论述红岩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另外还有论述红岩精神的形成、特点、时代意义，以及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区别。比如：《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及其特点》[114]、《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基本内涵和时代意义》[115]、《红岩与红岩精神探源--兼论对弘扬红岩精神的几个认识问题》[116]、《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117]、《南方局与红岩精神：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实质及其意义》[118]、《关于南方局与红岩精神的探讨》[119]、《南方局与红岩精神》[120]等等。

（二）关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的论文

据不完全统计，专门针对办事处理论研究性文章不多，目前还没有一篇硕博论文，除去其中大部分关于办事处回忆性和资料介绍性文章，真正的研究性论文很少，比如：重庆现代革命史资料中《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我党设在重庆的代表机关的组成及其辖属概况》就介绍了南方局、办事处的组织机构，人员设置相关情况，彭定秀的《试述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关系》试图从组织架构，工作内容，人员配备等方面辨析南方局与办事处的关系。基于这点，这将是重庆办事处下一步研究的方向。

四、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的40年时间里，关于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从无到有，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由于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晚，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问题，寻求改进之道，可能有助于南方局和办事处研究的继续深入和不断创新。

南方局的研究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研究资料构成比例不甚合理。原始资料如历史文献类略显单薄，相关回忆录和后人撰写的专题资料等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历史研究是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掌握足够的史料是很难做好史学研究的。所以，下一步南方局研究还需从史料入手，争取掌握更多更全面第一手材料。

第二，研究模式和方法的相对单一，导致研究过程中创新性不足。如现在对南方局的研究，大都分为统一战线工作、党建工作、文化工作、军事工作、群众工作五个大的方面，分门别类地单个进行研究。这应该是由于南方局的资料内容繁杂，当初编辑资料集的时候就是分类编辑。加上对南方局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只有短短40年，还处于初步研究阶段。笔者认为，南方局的工作是一个整体，当初开展工作的时候也不可能分得那么清楚，各项工作之间其实是相互渗透，有些甚至是同时进行的。如果刻意把其分开进行研究，难免会片面，难以窥其全貌。所以有必要将这些工作综合起来进行研究，当然这样难度会更大，对研究者的要求也会更高。不过在现今的研究基础上，不妨作为下一阶段研究方向的一种尝试。

第三，研究队伍的地域分布不够合理，研究人员的研究水平参差不齐。笔者发现一个现象，对南方局的研究人员大都集中在以重庆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这容易造成，交流不够，无法形成学术争鸣的局面。在研究队伍当中既有专门的研究人员，也有学术造诣较高的大学教授，同时还有的硕士研究生等，导致研究成果水平不一。有了材料，有了创新的思路方法，没有人才也是不行的。所以，加强学术交流，促使研究成果走出去，引进来别人的研究成果，大力培养年轻学者，为他们创造一个适宜的学术环境，先学后学相互携手共同将南方局的研究推向新的高度。

第四，研究视野不够开阔。比如可以把南方局与北方局、东南局等进行对比研究，或者以国民党与国民政府的视角来研究，或者与延安解放区的关系等。

关于办事处的研究和南方局有同样的问题之外，还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注意。第一，在研究办事处的过程中，如何从南方局历史中抽离出来，独立研究她的历史价值和历史贡献。第二，将重庆办事处放在八路军驻全国各地办事机构中去研究，她具有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第三，在研究中要关注重庆办事处与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军总部、八路军驻各地其他办事机构等关系的研究等。

综上所述，针对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除了给学者一个宽松的学术话语环境，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以外，史料的收集与整理，研究模式的创新，研究视角的创新、研究队伍整体水平的提高，将有力推动南方局和办事处的研究迈上新的台阶。

[1]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重庆：重庆出版，1986年。

[2] 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年。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编：《南方局党史资料·统一战线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党建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军事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群众工作》、《南方局党史资料·文化工作》，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3]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

[4]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重庆谈判纪实)，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3年修订本)。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上、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孟广涵主编：《国民参政会纪实（续编1938-1948)，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政治协商会议纪实》(上、下卷)，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红岩革命纪念馆编：《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上、下)，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年。

[5] 阚孔壁：《周恩来重庆统战记事》，重庆：重庆出版社，1985年。

[6] 中共重庆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部、重庆市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编：《抗战时期周恩来统战思想和实践论文选》，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1986年。

[7]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编上、中、下》，北京：档案出版社，1984年。

[8] 重庆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白色恐怖下的新华日报》，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

[9] 韩辛茹：《新华日报史（1938—1947）》，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

[10]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周恩来研究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11] 钟修文主编：《周恩来精神风范研究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

[12]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_[13]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南方局领导下的重庆抗战文艺运动》，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年。

[14]唐正芒著：《南方局领导的大后方抗战文化运动》，湖南：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5] 郑洪泉和王明湘编著：《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16]中共安徽党史研究室编殷光临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新四军》，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2014年。

[17]中共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1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编：《见证红岩—回忆南方局（上、下）》，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19]孙志慧：《走进南方局》，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年。

[20]重庆红岩联线文化研究发展中心编：《千秋红岩》，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21] 燕凌、童式一、穆广仁、宋琤编著：《红岩儿女I：从潜流到激流（1939-1945）》，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

[22] 李佑军：《神秘脱险——秘密营救香港沦陷后困港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纪实》，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

[23] 杨奇：《惊天壮举：虎穴抢救文化精英与秘密护送民主名流》，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周勇主编：《红岩·丰碑：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5周年纪念集》，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年。

[25]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叶文益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湖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陈清林等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彭亚新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王福琨、邓群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卓人政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周勇主编：《红岩精神研究》，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26]中共重庆市党史研究室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27]中共重庆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回忆南方局》，重庆：重庆出版，1986年。

[28]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红岩革命纪念馆编：《千秋红岩—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册》，重庆：重庆出版社，2004年。

[29]胡大牛主编：《中共中央南方局统战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30] 童小鹏：《风雨四十年》（第一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风雨四十年》（第二部），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31] 童小鹏：《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

[32] 童小鹏：《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上下册），北京：华文出版社，2006年。

[33]夏衍：《懒寻旧梦录》，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34]许涤新：《永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

[35]侯外庐：《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1985年。

[36]马识途：《在地下—白区地下党工作经验初步总结》，四川：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

[37] 郑伯克：《白区工作地回顾与探讨：郑伯克回忆录》，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

[38] 张颖：《走在西花厅的小路上—忆在恩来同志领导下工作的日子》，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_[39]何署：《雾都明灯》，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40]王明湘、刘立群、王泓：《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

[41]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八路军新四军驻各地办事机构（1）》，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9年。

[42]温贤美主编：《四川通史》（第七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4年。

[43]谢本书 、温贤美主编：《抗战时期的西南大后方》，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年。

[44] 《钱之光传》编写组编著：《钱之光传》，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

[45]周召志：《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建立及其统战工作》，《成都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9期。

[46]周勇、胡大牛：《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及其历史性贡献》，《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2年第1期。

[47]郑洪泉《为中共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奠基——南方局开展中间党派统战工作的历史功绩》，《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91年第2期。

[48]陈全：《中共中央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使命与贡献》，《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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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许涤新：《在周恩来领导下开展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统战工作》，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不尽的思念》回忆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

[52]田牧：《董必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与实践》，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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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吕洁：《中共南方局军事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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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彭承福：《抗战期间中共中央南方局争取地方实力派概况》，《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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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刘志远：《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在渝对外工作述评》，《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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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鱼俊清、吴青：《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工作历史考察》，《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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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黄淑君：《中共南方局对胡世合事件的领导》，《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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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刘美丽：《中共南方局群众工作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西南大学，2008年。

[91] 王进：《中共中央南方局群众工作的理论与实践》，《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1期。

[92]林庭芳：《中共南方局妇委与国统区妇女抗日支前运动》，《理论与改革》1995年第9期

[93] 林庭芳：《中共南方局妇委与战时儿保、儿教工作》，《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3期

[94]罗瑞芳的：《中共长江局、南方局妇委领导的妇女抗日救亡运动》，《档案与建设》2003年第6期。

[95]彭承福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历史功绩》，《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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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李茗的《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功绩》，《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00]彭塞：《论“皖南事变”前后南方局的历史作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101]陈文的《南方局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四川党史》1995年第4期

[102]黄启钧的《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南方局是何时成立的》，《党史研究》1986年第3期，

[103]魏峡的《关于桂林南方局的考证》，《广西党史研究》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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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郑洪泉和王明湘的《试论抗战时期建立的中共中央南方局》，《档案史料与研究》2001年第3期。

[106]李蓉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南方局》，《党的文献》2004年第3期。

[107]胡大牛的《从组织角度看南方局不在桂林成立》——《探索》2007年第5期。

[108]陈全和王泓党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日战争》，《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4期。

陈全和王泓党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与抗日战争》，《重庆党史研究资料》1995年第4期。

[109]吴忠才和张雨夏：《对1939年南方局作出撤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委”等项决定的探讨》，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110]吴瑞章的《周恩来和国共谈判》，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等编《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年。

[111]李重华的《南方局与毛泽东赴重庆谈判》，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周勇主编《为了和平与民主：毛泽东同志诞辰110周年纪念集》，2006年。

[112] 周勇：《红岩精神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党的文献》2009年第2期。

[113] 周勇：《论"红岩精神"》，《探索》2009年第3期。

[114] 赵权壁：《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及其特点》，《重庆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115] 刘万振：《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基本内涵和时代意义》，《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2 期。

[116] 郑洪泉,王明湘.：《红岩与红岩精神探源--兼论对弘扬红岩精神的几个认识问题》，《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117] 周勇：《红岩精神与中国革命精神》，《重庆社会科学》2011 年第 7 期。

[118] 郑洪泉和王明湘：《南方局与红岩精神：论红岩精神的形成、实质及其意义》，《理论建设》1997年第3期、第4期。

[119] 郑洪泉和王明湘：《关于南方局与红岩精神的探讨》，《重庆师院学报》1997年第7期。

[120] 官丽珍：《南方局与红岩精神》，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红岩·丰碑》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65周年纪念集，2006年。